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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8年前，我完成了《拯救亚当？斯密》一书。随后，世界经济经历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崩溃。现在看来，政府对经济的极力干预，俨然是对亚当？斯密所提出的自由市场之自由主义理想的一大嘲弄。

那么，亚当？斯密的观点，对于当今的投资者，是否就不甚适合了呢？可我认为，现在，他的观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适用，同时斯密的观点总是能为学者和市场人士提供大量的宝贵见解。而且，我可以确信，对于当今的这些经济报道，斯密是丝毫不会觉得奇怪的。在1720年英国遭遇“南海公司泡沫”时，斯密就早已对金融投机及其所引发的恐慌和萧条的诸多影响颇有洞察。同时，华尔街五花八门的丑闻和纷繁芜杂的错误，也恰恰体现而非否定了斯密的理论。

亚当？斯密于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并成为了他的时代最有影响力的道德哲学家之一。他于1759年出版的第一本书《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提供了一种关于思维工作方式以及个体与社会之是非观念的创新性理论。后来，他侧重于经济理论研究，并在1776年的《国富论》一书中阐释了殖*义和贸易壁垒的恶劣影响，正是这本书对美国的革命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

其实，亚当？斯密并非自由放任政策的教条式倡导者。他对于自由市场的确具有一定的哲学倾向，但他毕竟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喜欢通过经验发现那些真正能够行得通的东西。因此，在《国富论》一书中，他主张政府对金融市场加以调控，以防止投机者浪费那些本可以妥善使用的国家资本。斯密的理论目标是致力于长期发展，并愿意牺牲短期的效率，以达成长期效益。

斯密永远也不会接受所谓的“理性预期”市场理论，那种理论总是假定市场能够在对信息的完美理性分析基础上实现有效运作。按照这种观点，由于所有的资产价格反映了其基本价值，因而投机繁荣是不可能出现的。与此相反，斯密假定我们的所谓理性头脑是相当薄弱的，往往易受欺骗，并且经常基于情绪和情感做出各种各样的决定。于是，斯密对一些经济主体尤其是职业银行家和投资者的一些似乎有些不合理的行为进行了阐释，也因而被称为是“行为经济学之父”。

如今，很多政治学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都经常使用斯密的理论模型。例如，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对大脑进行扫描的一个有趣发现是，许多选民选择投谁的票，是源自内心瞬间闪现的一种同情感觉。随后，当被问及缘何喜欢所投票的政治家时，选民才开始进行逻辑思考。可见，感觉先于逻辑，而且感觉是信仰和行动的基础。

投资者是否也会以这种感情方式做出决定，如此推测恐怕有些为时过早。当然，许多企业家都拥有一定的情感驱动力（即直觉），并进而形成一种强大的激励力量。许多商业尝试的未来结果是难以运用理性分析和逻辑进行预料的，成功往往青睐那些能够遵循本能感觉的人。另一方面，大多数依靠直觉的赌徒容易失利！然后，无论如何，亚当？斯密认为，那种促使人们相信他们的行动将会使自己变得富裕（实际并非如此）的自我欺骗，正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这些正是《拯救亚当？斯密》一书所探讨的许多矛盾之一。

在斯密看来，人类有一种创造秩序的本能。土地主人种植作物，店主安排自己的货品，企业家分配资本，这一切都在尝试去确定世界的秩序。秩序与生存的本能以及对同情的渴望，都构成了斯密的那句名言——“看不见的手”的基础。这句话常常被人们误解，有时会被冠以“贪婪是好的”这样的观念。这种观点并不代表斯密的完整思想，斯密的思想是更复杂而综合的。虽然自身利益是一种强大的动力，但我们生活在社会团体之中并对他人具有很强的亲社会本能和嫉妒与怨恨的本能（这一切构成了本能正义的基础）。

然而，如上所述，许多投资者和企业家从一开始就是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出发的，那就是拥有更多可以令他们更开心或更满足的东西。在斯密的“穷人的儿子”故事（在本书中进行了探讨）中，一个年轻人穷其一生之辛苦来积累财富，却最终发现自己的生命止于最终的物质享乐。亚当？斯密这位现代经济学之父，对人生的一些重要事情进行了思考，“公路旁边晒太阳的乞丐，却拥有国王们为之奋斗不已的安全感”。

如此说来，斯密的道德和经济学理论，基本上都是主张公平、平等的。如果斯密的进步梦想能够实现，那么除了竞争之外，政府和企业也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