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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李鸿章麾下聂士成一部由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入朝平乱，而日本羽翼颇丰，也派兵入朝，袁氏见李鸿章和叶志超示弱，立即回京，另觅新主，在京见到督办军务处的核心人物荣禄，大献殷勤，一拍即合。

这时张謇已中状元，袁世凯立即又投过去，提供材料检举他的恩人李鸿章。

甲午战败后，国人深受刺激，青年多有投笔从戎学军事的，出现一个弃文从武的高潮，纷纷出洋学军事。

袁世凯得知军事制度将有变更重建整修，马上请人捉刀写了一部兵书散发，且放风说外国人如何询问关切他袁世凯的近况，正在多方打听中。此系“出口转内销”的信息传递方式，造成他通悉戎机、兵学雄才的舆论氛围，遂得朝中大臣的推许。

1895年，奕■、奕劻奏请改革军制，建议在天津成立一支“新建陆军”，保举袁世凯督练。他从此奠定起家的基础。

庚子之变中，东南自保得以形成，袁世凯也属功不可没。他在山东当政，对义和团始终采取严厉手段。以德州为界，义和团不得越过德州南向发展。如若越界，一律就地正法。所以东南得以从容定自保之局面。

谈到刘光第，梁启超后来对他的学生吴其昌说，那是可歌可泣之人啊。原来他们不是故交，只因实行新政才略有接触，但每次相见，都敬其为人。当时有个叫曾廉的上书请杀康有为和梁启超，光绪帝交给谭嗣同办理，谭嗣同逐条驳斥，末云：“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刘光第见了，也提笔署名。问斩之日，刘光第的孩子哭奔菜市口，跪求监斩官以身代，叩头流血。不许。刑后抱父尸呕血痛哭，不久亦卒。

梁启超感慨道，父子壮烈，哀动鬼神！中国有这样的志士仁人而不兴，是无天理！

大丈夫当立奇勋，以救苍生于水深火热之中。其实，如果策略对头，未必不兴！

严复说康、梁谋划有问题，即战略出了错误。他不是不赞成他们的行动，只是不赞成他们考虑欠周密的行动。康、梁文人意气，极为缺乏技术性战略。轻易托付令人咋舌，结果未能利用之反为袁世凯所乘。

同盟会员何晏（何静澜），先前从戎关东，运动军队。当辛亥革命后，北伐军有解散之虞，何晏大痛，说是南方无人，受袁世凯愚弄，将噬脐莫及。回到湖南家乡后叹息不止，谓我辈以无数大好头颅购来之共和，将为袁氏一人摧残殆尽。此时当蒙古独立，即组蒙事调查团，深入漠北。宋案发生，返回京都，对友人说，一当与被战事，一当效法张良以搏浪之椎对付袁世凯。二次革命入军队督战。失败后，为暗杀袁世凯做切实准备。后用密电码和东京同盟会旧友联系，被破获。先是，有劝其入官者，则嗤之以鼻。“及被捕，有谓其何不先事脱逃。乃从容就义。翩翩少年，视死如归，见者伟之”（王建中《洪宪惨史》42页）。

康、梁需要何晏、袁仲德（袁瑛）这样的铁血战士为其臂膀，扭住袁世凯，控制使其难以摇摆，这应该是严复的责怪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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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奔突中的无为

此后康有为长期在海外游历，写诗甚夥。钱锺书《论文人》尝谓：“少数文人在善造英雄的时势底下，能谈战略，能做政论，能上条陈，再不然能自认导师，劝告民众。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是不该在文学里埋没的。只要有机会让他们变换，他们可以立刻抛弃文艺，别干营生。”对此时的康有为来说，显然条陈之路大不易，他的仓皇奔逃，证明此路不通。本来是不该在文学里面埋没的，但他现在只好又倒回文学里去，在文学里吟咏消磨了。

1900年，往新加坡。秋季，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西逃。唐才常在武昌组织自立军，企图效法日本的挟藩勤王，用武力恢复光绪帝的权位，因张之洞打击失败。

1901年，往印度。1903年初夏，得知荣禄死讯，估计政局将有变化，离开印度经缅甸、越南，回到香港，撰写《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攻击中山先生的主张，谓中国只能实行君主立宪，不能革命。

党人方面，由章太炎出面反驳，在苏报上连载《驳康有为政见书》，风行一时，予其沉重打击，此时为论战高峰。

1904年，经越南、泰国、锡兰、红海、希腊，夏天至意大利，而后往罗马，又到伦敦，后游苏格兰。写《欧洲十一国游记序》。

1905年，从加拿大南游美国。秋天，往德国、法国，秋末回美国。1906年，游览墨西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