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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文弱书生对流氓讲理、求饶”。
庆亲王奕劻因为贪财误了海军,此时支持李鸿章的割地求和政策。
李鸿章的技术性应对方案,无非是在虚假的夸张,你说一百万,好,绝不能再多,多一分钱我都不给,就是典型的硬中带软,真是悲哀到极点。譬如,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给人听觉的效果是不一样的。那么,李鸿章就说“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当时稍有智识者都知道这是文书高手的作为,就和屡败屡战如出一辙。
悲剧之所以为悲剧(2)
在清朝廷腐朽糜烂的大环境下,李鸿章作为签约当事人要想翻盘,那是难于上青天。给清朝打工,被人视为汉奸,他和他的儿子李经方在日本又有存款,他的节操又远远不如曾国藩,他的历史定位,也真不大好说。你说他倒向侵略者,他又确实有所周旋“反抗”,但这种反抗,实在是没有多大作用。
弱国无外交,战则败,败则和,和则割地赔款,孰为为之,孰令致之,须问致病之由来。
辽、台既割,赔款既纳,外人知东方病夫已病入膏肓。路权、税权、练兵权……悉数外移……乾隆时代,清国将外国人视为蛮夷戎狄,好像那些国家都不是正常的人类;到了道光年间的五口通商时代,自信心降到零度,感觉自己殆非人类。再到了甲午战争开打,《马关条约》一签订,崇洋媚外之心高涨不坠,下贱到恨不能捧出心肝肚肠贡献给洋人。
甲午何以致败?海军建设,不到两年,颐和园工程大起。名为海军,实则建筑,款项尽充土木之用,以及中饱私囊。另外权力膨胀的李鸿章,他也战战兢兢。盖汉人大臣无论如何声威,背后必以满人为依托、为护符。李鸿章的靠山醇亲王奕■死后,李鸿章为之痛哭不已……他死后,李鸿章也独力难支。
甲午海战,高升号首当其冲,一千二百多人差不多全数被日海军消灭;接着济远舰又受重创,其后的黄海之役也打得非常窝囊,驻扎在朝鲜的中国陆军聂士成部也处于下风,其所部叶志超更是甫战即溃,一路狂逃。
李鸿章练兵,陆军方面是他淮军的系列,海军也是他所训练。
但他的海军衙门,控制在光绪帝的父亲醇亲王手中。亲贵们饿鬼一般将此衙门当成他们的钱库,上下交征利,皆大欢喜,而战力自然不堪闻问了。再说清廷班子老旧,朝内小人派系林立,而且军队除了从事*民变之外未经考验——就是*民变,国家正规部队也在太平天国的冲击下摧枯拉朽,若非知识分子训练的乡土军队拼死营救,早就呜呼哀哉了。这不是一个超级强权,这是一只纸老虎。
张一麐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初说:“今者日本视我如入无人之境,任便攻杀,试取《马关条约》一研究之,谁生厉阶,至今为梗,耗矣悲哉!”
技术性的偏差不难纠正,可怕的是体制性的强制力。《马关条约》签订后,本来微弱的制衡更加虚飘,由于失去制衡,本来不难发现和纠正的偏差,往往一发不可收拾,铸成大错。一呼百应的权力结构,雷厉风行的体制构架,两百年不变,到此变本加厉。
洋务运动,依托外国的科学技术断断续续流淌到中国,这如同在人造小河中舀水,无论舀多少,稍有闪失,水源就断了,即它不能自己重新形成一条河流,更不能形成一套自身循环的水系。它也不会有自主的科技,因为科技的发达,需要特别的人文环境。所以洋务运动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这种专制体制,照样可以发展科技,照样可以让国家强大,照样可以持续稳定地发展。这种所谓的进步现象也让治世的能臣迷惑了。
日本明治维新后,战略工业得到稳健超强的发展。他国土较狭小,但譬如有二十个指头悉数紧握在一起;混球大清国呢,貌似强大,譬如有三十个指头,但只有三四个指头紧握在一起。明治维新导致其拳头中有一颗强盛勃动的心脏。洋务运动握成的拳头最多算一个可疑的起搏器。洋务运动在咸丰十一年就开局,所做的是什么呢?无非是练新军、设同文馆、购炮舰、设外语学校、派学生留学美国,办铁甲兵船,设水师学堂……其动机着眼于国防,故军事内容最多。
不可谓不努力,但一到甲午,洋务也搞了二三十年了,何此还是一败涂地呢?一言以蔽之,政体不对头,政治不上轨道,活力、生机、生命的创造意识被压抑、阻击。大清的海军貌似强大,战术一塌糊涂;陆军撒腿就跑,他干吗不跑?有什么是值得他舍命保卫的呢?
洋务运动,让清末有过一段辉煌,但是,技术上的改进终归受限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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