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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要冒生命危险，但与维持生计比起来也就不算什么了。所以父亲便载了一船货物往台湾岛进发——一路上倒也没有出事，直到他架船进入台岛北岸的老梅港才真正迎来了“惊心动魄”的一刻。那时，大陆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据守台湾的国民党军正是精神高度紧张，所以父亲的小帆船一进港便被当作“敌舰”给击沉了，父亲也被扣起来，好在遇到了熟识的同乡才被“担保”出狱。无奈下，父亲只好在台湾定居下来、娶妻生子。此后直到退休前，他一直跟一位来自上海的商人一起做皮鞋生意。

从小到大，在我和兄弟姐妹的记忆里，父亲一直是沉默而严肃的。他从不多说什么，但他对我们的影响又无处不在——正如老话所说：身教胜于言教。他从来都不贪图非分，不急功近利，而是谨守正道。对我们这些子女，他严格而又慈爱；对朋友，则直谅且施恩不图回报。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父亲是个很传统、很节俭的人，但小时候他带我们出去玩，总会给我们买几个当时价格颇不菲的苹果，用小刀慢慢地把皮削尽、切块，喂我们几个小家伙吃，他自己只会吃我们剩下的苹果核。

我含着眼泪主持了父亲的葬礼。一切身后事都尽可能如老人家生前之愿办理，只有一条遗愿我和兄弟姐妹们没有“完全”遵从——父亲曾表示，大陆、宁波是他魂牵梦萦的故土，但在台湾，他也度过了58年的时光。他既想叶落归根，又不舍得离开台湾，所以希望我们将来把他的骨灰撒在他最初来台时所见的港口——老梅港。

遵照父亲的嘱托，我们将一小部分骨灰撒在老梅港附近的大海里。眼见父亲的骨灰伴汤汤海水翻腾而逝，我不禁想起58年前父亲初到台湾时的情景。老梅港是父亲一生重要的转折点，是他阔别故土、创业“异乡”的一个明证，同时，也是他挥洒青春、容纳沧桑的地方……惟有此地，才能承受得起他那沉甸甸的、对故乡的思念与对台湾的眷恋。

我们将余下来的骨灰供奉在台北海边一座墓园灵骨塔的最高处，从那里可以远眺到老梅港。我想，父亲在天有灵，也会对我们的安排感到欣慰吧！

父亲本人曾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两度回乡。那时候大陆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经济还不发达，台胞回乡大抵会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看望睽别多年的亲友。直到去年，我才和太太、女儿一道，陪着父母再回江浙——我们称那次旅行为“三代寻根”。从上海经杭州再到宁波，所见所闻不止让父亲感到欣喜和振奋，也使我眼界大开。长虹卧波，未云何龙——父亲见到了宁波正在修建的、气势恢宏的跨海大桥，见到了有着壮观沙雕的桃花岛奇观，见到了比旧时代“十里洋场”更加妩媚、更加摩登的沪上风景……当时，父亲感慨地说：没想到这辈子还能重归故里，没想到大陆这些年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父辈的宏愿　洪小文（3）

我知道，他是从心里希望两岸间窄窄的海峡不再成为横亘于每个中国人心底的深深伤口。

11月中旬，暂别了父亲，我回到北京。悲戚犹在，但对于人生，我却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

尾声

父亲在宁波出生和长大，在台湾成家和终老。由他的遗愿可以看出，直至去世前，令他魂牵梦萦的都是自己“根系何处”的问题。

我也像个“行者”，总是走在路上——我是在台湾出生的。在建国中学、在台湾大学，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而后我到了美国，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计算机博士。基于对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热爱，我终于有机会回到祖国大陆。今天，在北京，我和家人已经定居了四年之久。不过沉静下来，我也感觉到，这种“四海为家”的经历反而能使我做一些“不同”的事——比如，我在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曾长期生活和工作过，这使我对各地的优势和特点有了全面而深刻的理解。我不仅可以享受各地的美好事物，也许今后，我还可以在促进相关地区的产业合作、交流和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呢！

即便不谈远景，我也喜欢和周围的同事一起激荡智慧的那种感觉，不管这些同事来自大陆、香港、台湾，还是世界其他地方。这几年里，因微软“长城计划”的缘故，研究院和大陆的多所高校、香港的中文大学和科技大学以及台湾的台大、清华、交大都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合作——事实上，这三所大学与大陆著名的北大、清华、交大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脉连系：抗战结束、台湾光复后，原北大校长傅斯年带领一批教师赴台湾大学任教；而台湾清华和交大也与内地清华、交大有着类似的关联——我们和两岸三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