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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又在试图扮演一个“经济型政府”的角色，而取代企业家群体以及相关职业群体的位置。无论是“全能型政府”，还是“经济型政府”，尽管都曾具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但是都不能够适应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程度日益提高的中国社会。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政府是通过公共投入等途径来履行自身职责的。公共投入的基本目的是要满足公众的需要，而公众的需要是分为不同层面的，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梯度性排列情状。其中，公众的基础性需要也就是基本民生方面的需要是最为重要的需要。所以，就公共投入的顺序而言，应当以民众的基础需求为基本着眼点，应当以基本民生问题为优先发展对象；而且，公共投入应当是为社会成员提供“一般性”的公共消费物品，而不应当是“奢华”的公共消费物品。反观中国现实社会中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呈现出一种颠倒的状况，十分不合理。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直接关乎基本民生的头等大事，但是由于政府在自身定位方面的错位，我们国家在这些方面公共投入的比例却小得可怜。同世界主要国家的情况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投入比例是最低的（见表1，略）。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7）

再以扶贫解困为例，2003年是公认的对城市贫困群体援助力度最大的年份，有930万个城市居民家庭、2　万人的城镇居民直接受益，进入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即便如此，实际上的政府支出也只有151亿元。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另一方面则是不合理、比重过大的公共投入。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我国的行政成本过高，国家财政在一般公务方面的支出比重过大。我国政府在一般公务方面的财政支出比重高达，这在各个国家当中是最高的（见表2，略）。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有350万辆公务车，一年耗费3　000亿元之巨。另外还需要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国家在一些属于“豪华”性基本建设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公共投入，例如，近年来国家花费了12　000亿元左右的资金建成了30　000公里的高速公路，各地拟斥资2　000亿元建设城市地铁，上海准备投入4　000亿元以上的资金迎接世博会，等等。我们并不是说这些项目都不重要，而是说这些项目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类似于社会保障、扶贫解困、义务教育以及公共卫生等那些直接关系到基本民生的大事情。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社会群体和每一个社会成员都面临着大量的风险因素和不确定性因素。所以，一个社会的正常存在和顺利发展，有赖于一个前提的存在，这就是社会安全网。而社会安全网的建立又有赖于公共投入的力度和投入结构本身的合理与否。无疑，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向问题之所以出现并日益严重，原因有很多，财政总实力的不足固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更为重要的恐怕是政府自身定位的错位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的颠倒。

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的主要表现

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同时经受着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双重困扰

一般来说，在经济水准比较落后的国家与地区，贫困问题多体现在绝对贫困方面；在经济水准比较高的国家与地区，贫困问题则多体现在相对贫困方面。贫困的测量基于资源和需要的比较，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拥有的资源低于贫困底限，那就是贫穷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测量首先取决于贫困标准的确定；其次取决于等价尺度，亦即对于相对贫困来说，适用于不同人群的贫困线在哪里需要调整。

1978年以前，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社会成员处在一种“皆贫”的状态之中。在当时，经济十分落后，这就不可能使大多数社会成员摆脱绝对贫困的状态；而计划经济体制与极“左”思潮的合二为一，又使得中国社会成员的收入与消费水准呈现出一种“整齐划一”的情形。于是，整个中国社会便表现为平均化的绝对贫困，就总体而言，相对贫困问题并不是很明显。世界银行在对农户的纯收入和城镇户的生活费收入加以调整后，估算出中国1981年的基尼系数为。而中国现阶段的贫困问题迥异于大多数国家与地区以及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目前中国既存在着一个较为庞大的绝对贫困者队伍，同时也存在着人数日益增大的相对贫困者队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