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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学多生出一份信心。

好几年前，我想找一个洗衣兼打扫的半工。介绍人找了一位洗衣妇来。“反正你洗完了我家也是去洗别人家的，何不洗完了就替我打扫一下，我会多算钱的。”

她小声地咕哝了一阵，介绍人郑重宣布：“她说她不扫地，因为她的兴趣只在洗衣服。”

我起先几乎大笑，但接着不由一凛：原来洗衣服也可以是一个人认真的“兴趣”。

原来即使是在“洗衣”和“扫地”之间，人也要有其一本正经的抉择——有抉择才有自主的尊严。

隔巷有位老太太，祭祀很诚，逢年过节总要上供。有一天，我经过她设在门口的供桌，大吃一惊，原来上供的主菜竟是洋芋沙拉，另外居然还有罐头。

后来想倒也发觉她的可爱，活人既然可以吃沙拉和罐头，让祖宗或神仙换换口味有何不可？她的没有章法的供菜倒是有其文化交流的意义了。

从前，在中华路平交道口，总是有个北方人在那里卖大饼，我从来没有见过那种大饼整个一块到底有多大，但从边缘的弧度看来直径总超过二尺。

我并不太买那种饼，但每过几个月我总不放心地要去看一眼，我怕吃那种饼的人愈来愈少，卖饼的人会改行。我这人就是“不放心”。

那种硬硬厚厚的大饼对我而言差不多是有生命的，北方黄土高原上的生命，我不忍看它在中华路慢慢绝种。

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忽然满街都在卖那种大饼，我安心了，真可爱，真好，有一种东西暂时不会绝种了！华西街是一条好玩的街，儿子对毒蛇发生强烈兴趣的那一阵子我们常去。我们站在毒蛇店门口，一家一家地去看那些百步蛇、眼镜蛇、雨伞节……“那条蛇毒不毒？”我指着一条又粗又大的问店员。

“不被咬到就不毒！”没料到是这样一句回话，我为之暗自感叹不已。其实，世事皆可作如是观。有浪，但船没沉，何妨视作无浪；有陷阱，但人未失足，何妨视作坦途。

我常常想起那家蛇店。

在一家最大规模的公立医院里，看到一个牌子，忍不住笑了起来，那牌子上这样写着：“禁止停车，违者放气。”

我说不出地喜欢它！老派的公家机关，总不免摆一下衙门脸，尽量在口气上过官瘾，碰到这种情形，不免要说“：违者送警”或“违者法办”。

美国人比较干脆；只简单单的两个大字“No”。

但口气一简单就不免显得太硬。

还是“违者放气”好，不凶霸不懦弱，一点不涉于官方口吻，而且憨直可爱，简直有点孩子气的作风——而且想来这办法绝对有效。

珠玑集（外一篇）

董桥

一钱钟书先生的散文注重创造一些可以成为quotable警句：“矛盾是智慧的代价。这是人生对于人生观开的玩笑”；“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有许多文人，到四十左右，忽然挑上救世的担子，对于眼前的一切人事，无不加以咒骂纠正”；“有一种人的理财学不过是借债不还，所以有一种人的道学，只是教训旁人，并非自己有什么道德”；“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它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假如我们不能怀挟偏见，随时随地必须得客观公平、正经严肃，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厅，没有卧室，又好比在浴室里照镜子还得做出摄影机头前的姿态”；“情妇虽然要新的才有趣，朋友还让旧的好”。二钱先生闳识孤怀，标一义，创一例，下笔放眼，灿灿然若有古今中外人之在我面前。加上那些字字珠玑的警句，什么深奥的道理一经他点拨，立即悟解。《随园诗话》说：“诗得一字之师，如红炉点雪，乐不可言。”钱先生的大笔正是红炉上的一点雪，立刻融化，读来痛快！他对自己说过的一些很妙的话，似乎相当得意，在不同情况下加以引用。《〈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序》里有一段说：“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我自知意志软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这篇序文是1982年8月写的。其实，早在1981年4月6日《答某记者问》的记录里，钱先生已经提出过这个论点了。记者当时建议钱先生还可以写一部回忆录，钱先生回答说：“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往往贫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