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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发愣，那种见面的猝然是他们谁都没有想到的。她看了看他肩上扛着的梯子，他看了看她怀里抱着的演出服，后来他低下头，避开她的目光，扛着梯子匆匆地从她身边擦身而过。她张开嘴想叫住他，有人在后面喊，余兴无！余兴无！快把衣服拿来，演出要开始了！她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苍白着脸慢慢转身朝化妆间走去。关京阳把梯子给电工送去后，就一个人回到礼堂后面的杂物间，在那张旧地毯做成的床上躺下，抱着头望着蛛网密结的天花板发愣，舞台就在他的头顶，礼堂里歌舞声和掌声不断传来，他就躺在那里，一个节目一个节目地把那台晚会听完的。

第二天关京阳在打扫头一天演出过的礼堂时，余兴无来找他了。她的脸白得没有血色，像极品蜡，朦朦胧胧地浮着一缕郁悒，她问他昨天晚上为什么不理她？为什么不和她说话？关京阳埋着头机械地扫着地，一句话也不说。余兴无站在那里，眼里含着泪，不相信似地摇着头，说，难道我们做了什么吗？我们做了吗？她大声地说，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怕什么？你究竟怕什么？她的声音在空阔的礼堂里像无所归依的小鸟似的来回扑跌着，把所有那些虚幻的绿色的支撑全都撞得粉碎。关京阳仍然不开口，他把头低得更狠，他从她身边绕过，走出礼堂去倒那些垃圾，把她一个人留在干干净净的礼堂里。

那以后余兴无不断地来找关京阳，但关京阳一直设法躲避着她。他不敢见她。他太脆弱太软弱了。他有过一个美好的梦，那个梦是他整个生命的支撑，现在这个梦被他自己毁掉了，梦破碎的一刹那一道永恒的障碍也就产生了。他自惭、自责、自残，他不再敢也再不愿从心灵的囚室中走出来。他知道余兴无的日子并不好过，在那件事中她所遭受到的非议比他多得多。她是个女孩子，一个美丽而又才华横溢的女孩子，她本来就清高，因为长期担任主角又埋下了许多积怨，现在这一切都有了生发的借口和机会。有时候他觉得是他害了她，如果不是他，她现在仍然是一只高高飞翔着的白天鹅，这种念头更加让他自责，他就是不能鼓起勇气来面对她的目光和眼泪。这种状况持续了至少有两年，在这两年当中她不断来找他，他痛苦不堪，他向俱乐部主任提出调动的请求。他被调到了电影放映队外勤组，这样他就有很多机会下到各个部队去，躲开让他无力自拔的机关大院。但是只要他回到大院，她还是会来找他。她变得非常的固执，她反反复复地就是那两句话，难道我们做了什么吗？我们做了吗？你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你究竟怕什么？他还是不开口，回避着她的目光和责问。他知道她的境遇有所改变，她已经回到了舞蹈组，只是有好几年没上舞台，她已经跳不动主角了，只能跳一跳配角。他还知道那个已经提升为副队长的温建华一直在追求着她，为此他对所有饱含爱慕的语言、眼神和信件都置之不理。他知道这些，于是他就更加不开口，他软弱得令人痛恨，却又心硬得无视一切，即便在她面对他默默垂泪或放声大哭的时候，他也能站起来从她身边走出门去，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一年之后，他再次提出调动。下面部队的一个营长看中了他，表示如果上面放人，他可以去给他当文书。俱乐部主任恨得跺脚道，你他妈这算什么事？你他妈还有丁点儿骨气没有？我要是你，反正错误已经犯上了，我索性就犯到底，我就去找她，天塌下来不过就是砸头的事，至于这么东躲西藏的吗？！

关京阳到了下面部队，一干又是两年。他干的是营部文书，写写画画，跑跑腿，整理和管理营部的材料和文娱用品。他干得很卖力，营长和教导员都很喜欢他。这一年他二十三岁了，还是个大头兵，和他同年入伍的，好的已经干到了营级，差一点儿的也是排级，营里看不过去，就往上申报，要把他提起来，可是申报了几次，都被打了回来。营长和教导员忿忿不平，说，人家就犯了那一个错误，事情都过去五年了，未必那错误就得背一辈子？想一想，营长又对教导员说，我算看透了，杀人都行，鸡巴这种事，打死都不能犯，犯了这辈子你就算交待了。教导员说，也不能一概而论，凡事都有个辩证，有个一分为二的问题，你说不能犯的事，有人就能犯，而且犯得很好。那年我探亲，生病住总医院，听了不少故事，说高干病房那些小护士，被点了炮的不少，点了就点了，屁事没有，说得不好听，那叫老牛吃嫩草，说得好听点儿，那叫首长关怀，你拿这事怎么说？营长说，你别说这个，你说这个我有气，他娘的都是人，是人就有鸡巴，谁的鸡巴比谁的鸡巴金贵些？教导员说，你别打断我，我的话没说完，我的意思是说，用马列主义的辩证法看问题，任何事都有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