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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坚就命令自己的另一个儿子秦王杨俊出任扬州总管，镇守江南，节制江南44州的军事。同时为了防止再有人利用自古以来就有“龙盘虎踞帝王州”美称的建康（南京）连接南北、山环水绕、地势险要的地理天然形势建都割据，决定毁灭六朝古城，便下诏：“建康城邑平荡并耕垦”。于是隋军彻底毁坏建康宫殿、庙宇、城墙，甚至民居建筑，荡平作为农田耕地，城市贬为县郡。三百年的六朝豪华都城于是在这块土地此时被杨坚的一纸诏书毁灭了。但南朝赖以维持的社会基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南北分治300年之久，经济、政治、文化都在各自发展过程中差距日大，南方土著与南迁侨民的抵触隔阂并未消弭，南陈亡国的散兵游勇和地方武装仍潜伏于各地，一般民众对北方统治者的不理解以及由此自然产生的不认同的心理普遍存在。而要把这样两个异质社会统一起来，必然会产生许多现实的矛盾与冲突，需要周密计划、谨慎行事，同时还需要更多的宽容与耐心。

然而事实却是杨坚与大隋帝国的高层被隋军的迅速全面胜利所误导，而将改造江南的任务想象得过于简单和容易化了。隋杨坚虽然通过武力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但却没有象灭东吴之后的西晋武帝那样，从政策上探讨和解决江南地区“易动难安”的问题，而是在江南广大区域内厉行异于南方的北方政策与制度。

一是大量改变原南朝行政区划。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正月二十九日，也就是攻克建康后不到十日，杨坚就派遣第一批使者巡抚江南。监察御史房彦谦奉召安抚括州、泉州等十州，足迹几乎遍及江南；左领军长史长孙炽“持节使于东南道三十六周，废置州郡，巡省风俗。”这广大南方地区行政区划的变更给江南士民刚刚亡国心理带来的冲击是却是显见的事实。

二是大规模撤换南方地方长官。平陈以后，原陈朝上层地方官员不是被押往北方，就是被废黜在家，罕见留任，取而代之的主要是隋朝任命的北方官员。如韩洪和郭衍先后任蒋州刺史，皇甫绩和刘权任苏州刺史，杨异和宇文弼任吴州总管，王世积任荆州总管，韦洸任江州总管，杜彦任洪州总管，侯莫陈颖和李圆通任饶州刺史，席世雅和杨荣任宣州刺史，杨初任常州刺史，马敬和刘景安任杭州刺史，韦冲检校括州事等等，这种局面直到杨广执政时期才逐步有所改变。与此同时，杨坚把陈朝君臣带回京城，供养起来，示以怀柔，并将江南士人“悉播迁入京师”，意欲以此除却将来动乱的因素。但实际上，对于南陈大部分宗室，杨坚并没有勤加安抚，以消解其反侧之心，江南人士在隋朝亦仍被视同蛮夷，在重臣苏威等人关于江南人士学业、世务不得兼得的论调下，难于求进于新的隋朝，境遇凄凉，于是纷纷奔走于出镇宗王的府邸，更有甚者以至于“郁郁思乱”。

三是强制灌输北方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杨坚大力倡导孝治，并派尚书右仆射的苏威以儒家所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教”来江南宣传贯彻。这些纲常伦理并非泛泛空言，苏威曾将“五教”具体化，责成地方官每年进行检查处罚，并在平陈之后将整套措施搬到江南，强制灌输，令“无长幼悉使诵五教，威加以烦鄙之辞，百姓嗟怨”。隋朝大力倡导和贯彻儒家伦常，旨在提高中央集权，削弱豪族势力，但在政策推行中，却无视广大江南地区的社会特性与历史背景，因此与江南世族谋求巩固其地位的普遍意识形成了直接的冲突，其严重后果接踵而至。

其实前面提到杨坚的三大政策只是让隋王朝变成了南陈旧地对立的一面，矛盾是在隋军的高压下爆发的。因为这些政策并没直接威胁江南豪族的大部分的利益，或者说是没有影响他们的眼前利益。我们都知道杨广率领的南征大军是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之内就把江南的半壁江山给拿下的，而这不仅仅是杨广大军的厉害与南陈军队不堪一击，而很大部分是实际掌握着江南资源的江南世家豪族没有做任何像样的抵抗，并且选择与隋王朝配合与合作。所以如果不是其既得利益受到严重损害，那些“顾恋巢窟”的地方豪族是不会冒着亡家灭族的风险起兵与隋朝廷对抗的。

而杨坚的另一大政策的实施就直接地触动了那些真正掌握江南土地与人口的江南世族豪门的一贯利益，于是矛盾升级，并且爆发。

尚书右仆射苏威“持节巡抚江南，得以便宜从事”。他被杨坚派到江南来不仅仅是为了宣传“五教”，因为作为与高颎共掌朝政的大隋朝廷顶级大臣来做这种宣传事宜似乎有点委屈苏威了，况且杨坚给予他便宜从事的权利，想想作为大隋帝国的宰相难道连个宣传事宜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