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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刀柄上的指纹鉴定结果出来了，确实不是刘大彪的。那么，肯定是周春的了。

可我和小赵还是觉得这里有事，对刘大彪不太放心。

我们把一切向队长和局长做了汇报，局长决定派我带小赵去夏城，把这案子查清，并力争抓捕周春归案。

这时，我不能再不回家了，得收拾行装啊。

小赵对我说：“李队长，今天晚上就在家住吧，你和嫂子这么多年了，还闹什么，说几句软话就过去了。这次出去不知多少天回来呢！”

事情哪有这么简单？！我苦笑一下，什么也没说。

对，该讲讲我自己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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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普通人，叫李思明，对，是个刑警，而且是刑警队的副队长。不过必须说明的是，我是城市公安分局刑警队的副队长。队长高配才配到副科级，我只是个正股。四十五六岁的人，也“鼓”到头了。

当然，认识到自己是普通人，还是三十岁以后的事。年轻时则不是这样，总觉得自己不是一般人，也不甘当一般人，心气高得很，大有以天下为已任的气派，即使下乡插队当知青时也这样，刚当警察时更是如此，要执法如山，惩恶扬善。这种劲头也有好处，支撑着自己破了不少案子，可也有坏处，也使自己碰了不少钉子。最后，到了现在的年纪，才认识到自己是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人，没有任何了不起的地方，凭自己区区之力，改变不了任何东西。也许是年令的原因，这两年，我的心气和体能都在下降。就在前几年，我还和年轻的同志们一样摸爬滚打，需要的时候，也能跟罪犯搏斗。有一次，我一气跑了十几里路，到底把一个年轻力壮的逃犯抓获了，队里的小伙子们都十分佩服。可这两年不行了，总感觉累，年轻时那种热情、冲动、认真、倔强、不服输的劲头都在减退。我明白，这里有生理原因，也有心理的原因。有些事儿，你不服也不行，可等你服了，你也感到老了。

我的家庭也很普通，是三口之家。我这个年纪，一般都有两三个孩子，可我结婚晚，只有一个儿子，今年十七岁。想到儿子我心里高兴了些。儿子是好样的，懂事，而且聪明，学习成绩好，总是全班前三名，现在上高二，明年就该考大学了。他也挺有雄心壮志的，要考清华，将来搞科研，这使我很欣慰。我小时候学习也很好，可小学没毕业就赶上文化大革命，根本没大学可上。好歹小时候爱读书，偷着抢着的多看了点书，还不算是文盲，三十多岁又通过自学混了个大专文凭，就到头儿了。这些年，我一直为自己没能上过正式大学而遗憾，只好在儿子身上圆大学梦了。

关于妻子，她可有点不一般，我们的关系也不一般。关于她以后再说吧，我的心很乱，恐怕难以保持客观。目前，我们正处于冷战阶段，也就为此，我已经半个多月没回家了。要不是出差，我现在也不会回来。现在，我回来收拾行装，也希望在临行前能平心静气地和她谈一谈，希望能有一个平静的心情外出办案。我们已不是年轻人了，没必要再赌气了，冷战状态长期持续下去对谁也不好。而且，心情不好对出差办案也有影响。

晚上，我就抱着这样的念头回到家中，来到楼下，我还特意停下来，抬头望了一会儿整个家属楼，望了一会儿自家的窗子的灯光。在一阶阶上楼梯的时候，还直劲地告诫自己要冷静，不要再和她争吵了，能和好尽量和好。

然而，一切并不是由我的意志决定的。

我打开锁走进门厅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儿子，他是听到开门声从自己的卧室里走出来的，手里还拿着一本课本。看到是我，高兴得叫起来：“爸爸，爸爸回来了——”接着，推开客厅的门叫着：“妈，　我爸爸回来了！”

这时候，我听到客厅内VCD传出的低柔的歌声。

听到儿子的呼叫，屋里的歌声中断了。一个人从房间里走出来，不过不是妻子，是个三十多岁、衣冠楚楚的男子。他看到我，有几分尴尬地笑笑，点点头打个招呼，急急走向门口。我见过他，是市群众艺术馆的一个业务干部，和歌舞团有点关系。接着，妻子也走出来，她看也不看我一眼，一直送男人出门，还探出头大声说了句：　“有时间常来呀！”然后关上门，仍然看也不看我一眼，　转身回到客厅，并用很大的声音关上门。

客厅内再次响起歌声，声音比刚才还大。

我的心“刷”地冷下来，站在原地好一会儿没动。

儿子同情地看我一眼，冲进客厅，用焦急、央求的声音叫起来：“妈，我爸爸回来了，快做饭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