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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第一次登台公开学术的演讲。马寅初的观点引起了经济学界和最高决策层的高度关注。

在此之前，周恩来曾把马寅初请进中南海，向国家领导人讲授他的“控制人口理论”。毛泽东公开表态：“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试验。这一条马寅初讲得很好！”

马寅初把毛泽东的话当作上方宝剑，他不顾社会对他在1955年7月写的《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指责与批判，逆“社会主义是没有人口问题”的潮流。在《文汇报》公开发表谈话和在北大演讲后，马寅初又马不停蹄的于1957年6月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把自己在北大的演讲稿整理成书面发言稿，作为正式提案提交大会。7月5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整版篇幅刊登。

就在马寅初和邵力子再次向一届人大五次会议提出节制生育问题时，毛泽东的态度急转直下，为了实现“大跃进，赶超英美”，以及应对可能爆发的战争，毛泽东只能打人口牌。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此时在这位旷世伟人的眼中是“小仁政”，同毛泽东的“大跃进，赶超英美”的“大仁政”比起来，显然是微不足道，甚至是有悖的。

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写道：“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

毛泽东当时雷霆万钧，一句顶一句，马寅初到此应该勒马。可他偏偏自行卸下宝马的鞍子，甩开蹄子做了一头“犟驴”。面对陈伯达、康生之流的公开点名批判，马寅初在《新建设》杂志上，除再次系统说明了他的基本论点外，还不识时务地提出应战：“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论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看来，人口问题就像是长在国家嘴唇上边的一个大烂疮，浪费口水、无任何益处，但是马寅初还是不管不顾地强当舌头伸出去舔。

二

阅历了“大跃进”、“反右”、“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无数政治运动的燕南园63号老宅，对历史秉笔直书，任何人不得篡改，更无从贿赂。

在那个浮夸、指鹿为马的年代里，能够坚持真理，敢拿生命作武器的人有几个？

一轮又一轮的批判热潮比箭矢还要尖利，燕南园家门口的大字报一张一张，比千层饼还热乎。在北大临湖轩的一次批判会上，康生亲自上台打擂：“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底是姓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

面对康生和批判者们一片吠吠的###声，马寅初像一块烧红的钢条，横下心往板子上一撂，疾风暴雨的淬火当是使其至精至纯的条件。

当主持人问马寅初还有无话说时，他猛地站起来，吼道：“我马寅初是马克思的‘马’！”

全场哑然。

马寅初还不死心，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中，与康生、陈伯达等理论权威公开应战。

“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特殊的人口问题，要调查、分析、研究，要用大量的有关资料来立自己，不能专凭教条来破别人的。毛泽东主席说过：真正的理论，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的理论。因此我重申我的请求。”

康生看过此文，暴跳如雷：“这个马寅初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一定要在政治上把他批臭，批倒后调离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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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老马识途（3）

马寅初是站着离开北大校园的！在那个人不人鬼不鬼的年代里，为了鼻子里还能有一口热气，人们利索地学着弯腰、低头、甚至下跪，可马寅初一如既往地站着，他的本业就是研究人的问题，他比别人更明白一个人究竟该怎样做，才能成全自己“人”的身份。

“什么是北大精神？所谓北大精神，即牺牲主义也，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

马寅初站在北大，站在《新人口理论》中。

三

1960年3月31日，被迫辞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回到了位于东城区东总布胡同32号的家中。马寅初不会想到，燕南园63号在“文革”时期竟成了聂元梓的办公室。

这是一个独立的院落，大门坐南朝北，过了甬道，便是一座二层小楼，楼后是一个长着树木花草的幽静庭院。这座房子是马寅初到京任职后，由周恩来亲自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