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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酿造的毒药。成克杰、胡长青、王怀忠、慕绥新、马向东、田凤山、李真等等这些贪官们，都是自己把自己送上了绝路。古人云知足者常乐，平平淡淡里才是真，这些简单的话语，其实真的是包含着丰富的哲理。�

人生就这么几十年，在历史的长河里人生是这么短暂，一不留神就会走到了头。所以，以平常心活着，对每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事了。但面前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如此这般地活着，却没有了任何意义，生不如死，滋味很苦啊！郝智思绪纷乱地想着、想着，不知过了多久，后来不知咋的，他在心里背诵起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这样连续背诵着，心潮起伏的郝智，不知什么时候已开始泪流满面了！���

二00三年秋至二00四年夏初稿

二00四年十一月修改

后记

连小说的构思都没有，却把《后记》写好的人恐怕不多吧！而我却是这样另类的一个。　�

我属于崇尚轻松、快乐的生活，喜欢在打抱不平和伸张正义中寻找快感的那种人，所以心态一直停留在二十郎当岁时的时间隧道里。但无论怎样，走过四十岁这道坎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也真奇怪，当两年前一迈过四十岁时，本来良好的心态突然变得空荡荡了。过去我

非常喜欢交朋友，长期沉湎酒场，曾经创造过一次喝下18瓶啤酒的记录，现在感到再这样下去已难以忍受了。于是，茫然中的我，开始寻找起无论对家庭、对自己，还是对社会、对生活有意义的事情来。�

该做什么好呢？在苦苦寻觅中，二十年前做过的文学梦又“沉渣泛起”。�

打小起，我就算调皮捣蛋又喜欢看书的那类孩子，特别是看起小说来更是不管天塌地陷的。记得刚上小学时，在外地工作的父亲来信说他最近正在看一本叫《烈火金刚》的小说，我马上心急如焚地恳求他将书寄来。拿到书后我真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直至今天还记得“史更新死而复生，赵连荣舍身成仁”的故事。然而，大量的阅读在当时并没能帮我提高写作水平，反而因为知道写作艰难，害怕写作文了，只要老师布置作文，我心里就直发怵。记忆里，我的作文倒是叫老师念过几次，但那不是作为好的范文，而是当作“反面教材”。�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伤痕文学兴起后，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千万人拥塞在文学小道上的盛况。当时处于高考失利后尴尬境地中的我，怀着满腔热血熬油点灯几个昼夜，炮制出一篇几千字的小说，寄给省里一位和我家有些交情的著名作家。很快收到她的回信，当我激动万分地打开印有鲜红“编辑部”大字的信封时，薄薄一页纸上的寥寥数语，却像一盆冷水给我当头浇下。她说：你的小说没有一点生活，纯属胡编乱造，而且文字功底极差。文学创作是一项极为艰苦的劳动，来不得投机取巧……等到满头的“冷水”蒸发后，天性不服输的我继续尝试写作，不久后有一篇反映老干部过年受冷落的小小说最先变成了铅字，之后又有几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发表，但这些东西都和生活有一定的关联，而那些在理想和梦幻中编造的、压根儿没一点生活的故事，几乎都成了一团废纸。�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文学的小道不仅不再拥挤，甚至连人影都难觅了。“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就像这首歌里所唱的那样，为了工作和家庭，我也开始了生存的奔波，把神圣的文学只当作海市蜃楼般可望而不可及的梦幻。�

为了轻松的生活，为了寻找正义的快感，同时也为了急功近利想赚几个稿费把口袋弄得鼓一点，我搞起了写得快、好出卖、有读者的“短平快”的新闻写作，被多家媒体聘为特约记者或特约撰稿人。十多年间，先后有近3000篇合计百万余字的各种体裁的新闻稿件散见各级、各地、各种媒体，并有比较难写的新闻言论在《人民日报》、《中国人大》、《中国青年报》等媒体上刊登。近年来，出于强烈的正义感，也是为了赢得媒体的青睐，我把偏重于出力不讨好的舆论监督和社会新闻作为自己的采访写作方向，连续几年中，每年都有五六十篇大小批评稿件在各种媒体上刊登，有数十篇得到高层领导的批示。就像一位被批评的对象所说的，那些批评监督报道真像钢刀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