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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曾解释道：社会军事化是法西斯主义的三个基本要素之一（另外两个是国家至上原则和忠于领导）。他不可能是无意识地做这番比较的。然而，西方人对这次运动的描述却比较客观。1934年3月11日，“新生活运动”在南昌正式开始。当时举行了广次群众集会，据粗略统计，参加者达10万人，代表142个组织。在江西省省长和教育总长的陪同下，蒋介石衣冠整洁地出现在会场。

他站在台上正要讲话时，看到一个不修边幅的年青人在以不同的角度拍照、蒋用手指指着这个不幸的摄影师说：“看那个人！他就是典型。对这种人来说，运动的格言——秩序、整洁等等都是毫无意义的。”摄影师赶快离开了会场。南昌是首先从“新生活运动”中获益的城市。那次集会后一个星期，几千人在街上游行，他们高举五颜六色的龙和闪光的宝塔，上面写着振奋人心的标语：“不要随地吐痰。卫生能防止疾病。消灭苍蝇老鼠，它们传播疾病。禁止吃喝嫖赌。”

在首都南京，行政院长汪精卫在3月17日主持了一个开幕仪式。北平、广州和其它城市也有类似的活动。汪精卫还把8月27日孔子的生日定为中国的国庆日，并举行隆重纪念活动——这时的汪蒋在政治生活中仍然保持着一致。11月30日，他们联合向全国发表讲话，呼吁保护中国的文物和历史遗迹，他们还宣布成立“中央历史文物保护委员会”。这也是“新生活”的一部分。

关于“新生活运动”，有一件很奇怪但鲜为人知的事情。

“新生活运动”的第一任秘书长阎宝航是中共地下党员。

他曾一度担任少帅张学良的英语秘书，表面上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却担任了外交部部长办公室主任。

二次大战期间，当国民政府在重庆时，人们经常奚落阎宝航在“新生活运动”中所担任的角色，而他却总是列出如下的失败理由：

1、中国人讨厌别人指点他们孰是孰非。

2、“新生活运动”的分会从来没有得到过地方政府的支持。

3、警察成了人们行动的监督者，因此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

4、“新生活运动”的要旨没有令人信服地被老百姓所接受，他们甚至不明白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5、大多数高级官员对“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不以为然，他们只是在口头上拥护蒋介石。

有人生动地回忆过老百姓当时是怎样钻“新生活运动”的漏洞的。例如，当八个人在餐馆里就餐时，他们要的东西不能超过四菜一汤，但餐馆用大盘子盛菜，这样一来一盘就能装两个菜，饭店禁止喝酒，他们就把酒装在茶壶里。人们用这种办法来欺骗监督员——其中大部分是童子军。

有一位韩复榘将军做了件当时很有名的趣事。在济南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发表讲话说：

“我衷心地拥护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很伤脑筋，如果人人都靠左行走，那么谁走在右边呢？再说，这样一来左边就未免太挤了！“

蒋借“新生活运动”开展了一场反毒品运动。这场运动始于1928年，但却陷入了官僚主义的散漫拖拉之中。作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蒋在“剿共”的江西和其它地区开展了禁止鸦片运动。

他命令处死制造、买卖和运输鸦片者，并授予北京地区警官以类似的权力。吸鸦片的国民党和政府官员被限定在三年内戒烟。另外还成立了戒毒协会。许多戒毒法随之产生。

到1937年为止，那些仍然进行鸦片运输的人，即使是同谋犯，也都要被枪决，没收其财产，三年之后，被认为有罪的吸毒者将接受强制性治疗，然后服刑五年。在自愿治疗期限内不接受治疗的官员将被处以死刑。

1935年5月25日，国民政府决定把禁烟的一切权力交给蒋介石，于是蒋又有了一个新官职——“禁烟总监”。至少这是一个能够满足他性格中残暴的一面的工作。

1935年9月24日，设在日内瓦的国联有关委员会指出了中国反毒品运动的显著成就。

在同一天里，蒋在成都把1936年1月1日定为吸毒者自愿登记的新的最后期限，并宣布违抗者必将受到严厉惩罚。

1936年元旦之际，他又宣布禁止江苏、安徽、四川、江西、湖北、湖南、云南等省生产鸦片。2月1日至3日，他在南京召集反毒品会议，宣布要在六年内根除吸毒者和贩毒者。

然而“六年”是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