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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转来的。这时，侯士珍公开了他的共产党员的身分，他在同口、冯村一带，和孟庆山组织抗日游击队，后称河北游击军。孟庆山是蠡县人，1931年参加过宁都暴动，经过长征到达延安，“七七”事变时，他正在抗大学习，受党中央派遣，回冀中开展敌后抗日工作②，是冀中抗战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风云初记》里对他做了细致、生动的描绘。

河北游击军成立以后，孟庆山任司令员，侯士珍是政治部主任。侯士珍的信，邀请孙犁到滹沱河北岸的肃宁看看，那里驻有抗日军队。孙犁于次日即整装——那不过是穿上一件灰色棉袍——赴安平县城，家里不放心，令堂弟陪去。在县城，见到县政指导员李子寿，转达司令部电话：让随杨队长队伍前去。这是新收编的一支队伍，杨队长土匪出身，队伍也不整饬，长袍、袖手、无枪者很多，一路上散漫无章，安平距肃宁只有七十华里，孙犁骑马，至晚才到。司令部有令：杨的队伍暂住城外。孙犁只身进城，至城门被岗兵用刺刀格拒，这种战时情景，给了他一种异样的感觉。经联系，先见到政治部宣传科的刘科长，很晚才见到他的老同学侯士珍。

肃宁城内大街，灯火明亮，人行如织；抗日队伍歌声四起，威武雄壮；饭铺酒馆也都家家客满，锅勺相击、借酒行令之声，不绝于耳。显然，在这个有抗日战士驻防的县城内，人们获得了一种安全感；他们尽情而大方地享受着这种安全感，虽然人人都明白，一场更残酷的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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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士珍同爱人带着孩子茜茜，住在一家地主的很深的宅院里，身边放着上好了子弹的盒子枪。第二天，他对孙犁说：“这里太乱，你不习惯。”他便托吕正操的阎参谋长，带孙犁乘卡车去安国县。那天风大，他又取来一件旧羊皮军大衣，送给孙犁路上御寒。到了安国，又见到阎素、陈乔、李之琏等过去的同学、同事，他们都在吕正操的政治部工作，有的还住在孙犁父亲所在的店铺里。朋友们见面，自然很高兴。不安的倒是孙犁的父亲，他看见儿子披了一件军大衣，还以为他投了八路军呢。

随后，孙犁同父亲回到东辽城，在人心惶惶中度过了一个春节。1938年初春，人民自卫军司令部移驻安平县黄城一带，那里正是孙犁的岳家。就在这时，“李之琏，陈乔到家来访，并作动员”①。这样，孙犁就在这年春季正式参加了抗日工作。他仍然穿着那件灰色棉袍，频繁地往返于东辽城和安平县城之间，从事抗日宣传方面的工作。

他首先在家里编写了《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这本小书，由政治部作为文件油印发行。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多年的历史动乱中，居然保留了一个复制本，使人们得以亲睹它的“战时风采”：

前奏。

上篇：一、民族解放战争与艺术武器；二、戏剧的特殊性；

三、中国劳动民众接近的戏剧；四、我们的口号。

下篇：一、怎样组织剧团；二、怎样产生剧本；

三、怎样演出。

接着，他又选编了一本题名《海燕之歌》的诗集，收中外进步诗人的作品，在安平铅印出版。因为当时人力、物力都很匮乏，主事者还受到刚上任的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的批评，以为这并非当务之急。不过，这本有着紫红色封面的厚厚的诗集，连同因为印刷技术问题留在封面上的一个螺丝钉头的花纹，毕竟给抗战的文化工作壮了行色，留下了纪念。

后来，政治部宣传科介绍他去找路一。路一住在邻近的侯町村，正在组织一个编辑室，很需要他这样的人去工作。孙犁这样记下了他和路一见面的情况：“初见面，给我的印象太严肃了：他坐在一张太师椅上，冬天的军装外面，套了一件那时乡下人很少见到的风雨衣，腰系皮带，斜佩一把大盒子枪，加上他那黑而峻厉的面孔，颇使我望而生畏。”①在后来他和路一相处的日子里，他们很熟很要好，他知道路是很热情爽快的人。

在编印《海燕之歌》的同时，孙犁写了《现实主义文学论》，发表在《红星》杂志（路一主编）第一期上。“这谈不上是我的著作，可以说是我那些年，学习社会科学和革命文学理论的读书笔记”②。在这之前，他在子文镇街头上认识了王林。王林是那时冀中地区资历较深的作家，他生于1909年，衡水县人，30年代在青岛大学外文系读书时任该校地下党支部书记，还是黄敬的入党介绍人。后逃亡上海，加入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孙犁在《大公报》副刊上，曾经读过他的作品。现在，王林读到了孙犁的《现实主义文学论》，因其中引文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