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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桓拍钌婕暗氖侨死嘧畹拖薅然�咀杂傻姆段�侍狻Ｓ氪讼喽缘氖恰盎��杂伞保╬ositiveliberty）的概念，这一概念针对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控制、干涉，并有权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而不应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种人。“积极自由”关涉的是个人与社会体制间的相互关系。

要言之，正如柏林所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积极自由”的观念，即是对于“谁是主人”这个问题的回答；而“消极自由”的观念，则是对于“我是主人的范围有多大”这个问题的回答；两者并不一样。也就是说，“消极自由”更关注的是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积极自由”关注的主要是由谁统治的问题。柏林强调，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里，我们不但对社会的法律与行为应该积极要求发言权；而且应该有一个范围，如果必要，这个范围甚至应以人为之力划分出来，每个人都在这个范围内当自己的主人。这是一个“消极”的范围，但却十分重要。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个“消极范围”，不仅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都会枯萎，而且个人将丧失最基本的尊严。

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结构渐渐发生重要变化，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虽然几经波折，“不采蘋花”的“消极自由”毕竟从无到有、由少渐多。尽管人们现在对“积极自由”状况容或非常不满，然却不能否认“消极自由”产生与扩展的意义，毕竟这是更为根本、更为重要的“自由”。只有在“不采蘋花”之自由获得充分、坚实保障的基础上，才会有“欲采蘋花也自由”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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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李鸿章的最后时光（1）

李鸿章的最后时光

东山再起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协助光绪皇帝发动的戊戌变法，在慈禧太后的铁血镇压下灰飞烟灭，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远走海外，一批支持维新派的官员受到严惩。少为人知的是，晚清重臣李鸿章，虽然并非维新派，但其实对维新派的主张非常认同。虽然李鸿章在戊戌政治风云中能自保平安，但他的观点、态度悉为慈禧所知，戊戌政变后他自然不可能再获重用。不仅如此，他还受到变相惩罚。

黄河自古以来就水患不断，地处下游的山东更是深受其害，河道时常决口。1898年夏秋，山东黄河再次决口，数十县被淹，受难乡民无数，甚至浮尸蔽水。这时，慈禧出人意料地命令实龄已七十有五的李鸿章前往山东履勘山东河工。派李前往任此苦差，慈禧当有自己的考虑：一是自己通过政变重新训政，想以派如此重臣前往灾区，显示自己对灾情的重视、对灾民的关心，以收买民心，稳定局面；二是李鸿章毕竟同情维新派，且有多人上奏要求弹劾，借此变相惩罚李。

此时已是初冬，而当李鸿章到山东时将是隆冬季节，对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来说，确实难以忍受，所以李鸿章在万般无奈中，上折请求慈禧太后另选他人，但未被慈禧批准。11月30日，李鸿章一行离开北京，他特邀比利时工程师卢法尔（Armａｎｄ　Rouffart）随行。12月11日，他们到达济南。李鸿章接受卢法尔的建议，决定采取近代西方科学方法，首先测绘全河情形，研究沙从何处而生，水由何处而减，探寻根治办法。在有些地段，他还亲率卢法尔及一些官员一同勘测。1899年3月31日，李鸿章返京复命，距他出京正好四个月。在这四个月中，他不顾隆冬严寒，不辞劳苦，驰驱两千里，认真查看，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拿出了治本、治标两套办法，确比许多敷衍塞责、贪图享受甚至以河务谋私利的官员强不少。

不过，李鸿章关于治河的意见却未受到朝廷重视，许多具体建议都被朝廷和有关部门以种种理由推托、否决。李鸿章对此忧心忡忡，生怕水旱之灾会激起民变。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担心地说：“沧海横流之受，不得谓一隅为灾，不关全局也。”

从山东勘河回到北京后，李鸿章仍然未受重用，闲居了八个月后却突然时来运转，东山再起，重任封疆大吏，被任命为两广总督。从勘河到督粤，这种官运的大伏大起看似命运捉弄，其实是李鸿章一直耐心等待、不断窥测方向、最后果断行动的结果。

原来，虽然慈禧已发动政变将光绪皇帝囚禁起来，但光绪皇帝活着对慈禧和守旧派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因此慈禧曾打算以“帝病重”之名谋害光绪。但此时的中国已是“半殖民地”社会，慈禧不能不先试探各国对此的态度。没想到各国纷表反对，甚至表示要派医生到宫中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