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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生畏的权力工具。〃在专制主义者那里，正统性是根本的。关于意识形态统治，波兰尼的观察相当深刻，他分析说，在极权专制之下，即使人们非常讨厌统治者，普遍地否定官方的正统做法，也无法产生别的思想运动。结果，〃官方的种种意识形态就频繁而自动地被人们用来解释事件，即使他们并不支持这些意识形态。专制主义已经清楚证明，除了通过有权威的机构操作外，没有任何现代文化——无论是个体的还是市民的——可以生存。〃这样，也就只好任由专制主义逞能了。

极权主义的分析家们普遍认为，极权主义是一个现代现象，有别于传统的君主专制或寡头政体的是，它是由唯一的政党和操纵该党的那些人对一个国家及其人民实行的绝对统治。它的最显著的特点，是恐怖与宣传的结合。阿伦特补充说，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宣传则为灌输所取代，特别强调其中的强制性。至于制造恐怖的手段，则并不完全取决于暴力，重要的还有社会组织以及社会控制技术。国民党的“###”算不算极权主义呢？易劳逸评说道：“1927年后，由蒋介石一手塑造的政府既不极权又不民主，而是在政治上摇摆于两者之间。〃依此看来，好像算得上准极权主义。实际上，这是一个带有学究气的结论。极权主义应当被认为是专制主义的一个极端，虽然有方式和程度的不同，但实质是一致的。按照弗里德里克和布热津斯基合著的《极权专政与专制政治》所列举的极权主义社会的几个指标，如：以一个独裁者为首的独一无二的政党，精心制作的意识形态，恐怖系统，严密的组织，对军队的垄断，国家官僚对整个经济命脉的操纵等，国民党统治下的〃党国〃是符合标准的。脱胎于中国政治传统的朕即国家的专制主义，部分接受苏联和德国模式，加以经受中国本土的残酷的政治、军事斗争的训练，以及大独裁者蒋介石的个人作用，国民党形成为一个极权专制的政党是必然的。由于前期更多地受到西方，其中主要来自法国大革命——这是与苏联十月革命不同性质的另一个革命系统——的影响，一批###人物，多少算得是信仰自由主义而非集权主义者，可以抵消一点党内的独裁倾向；此外，军事割据的现象仍然存在，对于政治大一统的形成，客观上存在一定的障碍。然而，时间离辛亥愈远，国民党愈加暴虐和腐败，国内自由民主的处境也随之变得愈坏。当###变得十分严重的时候，终于演变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全盛局面，那是一个〃顶峰〃。

1927年10月，中秋刚过，鲁迅偕同助教，他的学生和爱人许广平一起来到上海。”

谢天谢地，在拜读过这么多关于专制和独裁的解说后，终于发现了一条关于鲁迅的内容，然而很快又被关于人权的论述淹没了。在文章的通篇似乎能看出林先生并不注重他书中的主要评述对象，至少给我的感觉是如此。比如在论及鲁迅和胡适的分歧一段，林先生大段大段地分析了胡适的自由主义观点，然后摘了一些鲁迅对胡适的“讽刺”，然后呢？这些说明什么呢？没了。这只能说明林先生的本意不在评述鲁迅，在林先生的眼里，至少在本篇中，鲁迅并不占有主要的地位。

这一点反映了林先生对鲁迅的兴趣所在，自然也就带出了治学观点中的恶趣。比如这段：“鲁迅没有直接描述大屠杀的残酷性，而是透过“清党”事件，揭露独裁政治灭绝人性的本质。我们注意到，在1927年以后的两三年内，他反复使用“流氓”一词做演讲，或者写文章。中国的政治家有什么原则立场可言呢？无非是一群随意杀人的流氓，自然，中国的政治也就是“流氓政治””这说明什么呢？鲁迅在27年前后所写的其他作品呢？全部没有了？当然我不反对林先生做这样，或那样的联想，因为这不符合自由批判的思想。但我反对这样粗暴地诉诸文字，写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

要我说林先生抄袭，恐怕是诬陷了。但如果比较文革中那些评论鲁迅的文章，我想不难发现，文革文章中那些大段大段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换成了大段大段的西方自由主义的论述，除去这些头上戴的帽子不同，其为文的趣旨有什么不同吗。这算是对文革型批评的一种反动吗？

再看下段：“清党期间，鲁迅仍在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教职。自从踏足这块“革命策源地”以后，他对中国的政治地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应当有把握认为，不至于为一时的风云变幻所迷惑。然而，时局的发展竟大出于他的意料之外。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他对国民党以及国民革命军北伐行动是抱有幻想的，虽然一样承认“革命尚未成功”，甚至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