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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做文题作《“这也是生活”……》，文章从正面立论，强调的是战士生活的日常性，正常性，但也意含了其中的反常性，非生活性，那是永远无法弥补的缺陷。然而，悲哀也好，慰藉也好，他已经无从逃离这境遇。“这也是”，是一种不得已，但也是坚定的自我认同。

2。新文化运动的分裂

随着社会改革的进行，知识分子集团处在不断的分裂、变化和组合之中。总有一部分依附权势者，一部分为新生的阶级所吸引；一部分力图维护既存的秩序，另一部分则致力于秩序的瓦解。昔日生气勃勃的革命者，今天很可能成为暮气沉沉的守旧派；从前是革命政体的催生者，后来反而做了它的掘墓人。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不少，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其实是势所必然，非人力所可遏止。

关于知识分子的内战，知识界往往有人视作“内耗”，于是极力设法调和，甚至看得悲观起来。20世纪30年代文坛便如此。鲁迅写了一篇《中国文坛的悲观》，澄清某些混乱的看法，强调这内战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他认为，只要有一个“坛”，一个公共空间，便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谩骂和诬陷。无论中外古今，文坛有些混乱是正常的，但是由于许多所谓文人和文章也者一定灭亡，只有配存在者终于存在，所以文坛到底还是干净的，无须悲观的。他特别指出，“悲观的由来，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而偏要关心于文坛，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没落的营盘里。”在别的文章里，他同样说得十分明白：只要作者是身在人间，而又带些战斗性的话，那么，他在社会上一定有敌对。实际上，持续这敌对的斗争，只能使阵线变得更加明朗。在左联内部，有所谓“第三种人”的理论，自以为可以超脱于阶级或派别的斗争之外，乃致把当时的左翼理论家的一些必要的斗争，也全然视同军阀混战。对此，鲁迅是反对的。他说：“如果这就等于‘军阀’的内战，那么，左翼理论家就必须更加继续这内战，而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后来，在撰文回击张春桥对《八月的乡村》的批评时，也特别分清“我们”和“他们”的限界。在鲁迅那里，战斗的原则是不能违背的，他说：“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的。”在内战中，他的主要目标，永远是专制国家的代表者，因此内战也就成了对外斗争的合理的延长。

新文化运动在以《新青年》对《东方杂志》的斗争为标志而结束了对旧势力的斗争之后，内部的斗争接连兴起。《新青年》编辑部在编辑方针问题的论辩，以及后来《语丝》与《现代评论》就女师大问题为导火线的论战；都是新文化运动内部的分化和斗争；尤其是后者，牵涉面更大，双方纠缠的时间也最长。在这场论争中，鲁迅被说成是“‘语丝派’的首领”。的确，他是斗争最坚决，最猛烈，也是最韧的一个。他通过斗争，看清了留学欧美的所谓自由知识分子，是如何与权势者相勾结，扼杀中国的新生力量的。这是结怨的由来，是后来揭露和抨击新月派批评家的认识基础。在鲁迅看来，陈源与梁实秋、胡适之流没有本质的区别，前后两次斗争是彼此呼应的，都是鲁迅在挑战两个名号不同而实质一致的政府时所无法绕开的知识界中的遭遇战。由是，这也就成了后来的知识界加之于鲁迅身上的“褊狭”、“不宽容”、“缺乏民主度量”等等洗不掉的恶名的最有力的依据。

《语丝》后来也起了变化，原先那种无所顾忌，抨击旧物，催促新生，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和取媚的态度没有坚持下去。同人发生分化，许多回到学术中去，做起了“国学家”一类人物；而周作人等，即便继续写作小品文，也都是在十字街头筑塔。30年代以后，鲁迅参加了有影响的文学社团“左联”；另外，也还加入过和组织过个别文学小团体，如文学社，译文社等。左联明显的政治化，党派化，除了个别脱离的分子，一般来说，不会发生大面积的公开分化。但是，由于组织的铁板一块的压力，特别不容独异者的存在。1933年以后，在这些组织内部，事件接连发生，分裂和冲突随之而至。鲁迅使用“横站”一词，表明背腹受敌，两面作战的状况；同时用了“打岔”一词，形容来自同人一面的攻击。所谓“打岔”，意思是说转移斗争的大目标，放过了统治者及其叭儿；此外，也指缺乏严肃的批判和论战，一味地放暗箭，用手段，蓄意挑起事端，却又不负责任，极力设法回避问题的实质。这种情形，一直延至左联解散之后，以至鲁迅去世时，各种诬陷和打击也没有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