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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显然，这是御用的“革命文学家”的最痛快而安全的制作。当此革命遭到挫败时而忽然旺盛起来的创造社派的“革命文学”，虽然没有绕着指挥刀的刀尖旋转，但也同样采取激昂的、凶恶的、充满恐怖感的宣传姿态。这样的“革命文学”，鲁迅指出，“许多许多并不是滋养品，是新装瓶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甚至指为含有砒霜的食物，同“故作激烈的所谓‘唯物史观’的批评”一样，对于真正的革命反倒是有害的。

在与创造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鲁迅始终保持低调。他不赞成把革命从文学分开，凌驾于文学之上，而是把革命，所有观念性的东西统一到文学那里。文学必须首先成为艺术，具有文学性，然后才是其他。他认为，所谓的“革命文学”是反文学的，在文学问题上，显示了作为一个专门家的出色的专业眼光。这次论争，在许多问题上，如文学的性质，文学与时代，文学与意识，文学与生活等等，重新回到五四时期的“人的文学”的主题，而有了新的开拓。其中，文学精神仍然是最重要的。通过论争，双方都把各自的观念系统化了，从而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中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两大传统的对抗的开端。

从发生的意义上说，文学是作家心中自然流露出来的，并且以流露本身为满足。因此，一切对于文学的“服务”和“宣传”之类的要求，都是强制性的，违背文学自身的性质的。鲁迅在《文艺与革命》中有一个很著名的比喻的说法：“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文艺作品应当是一个美学的自足的世界，宣传只是通过审美而显现的一种客观效果；如果为了宣传，把外在于作家主体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东西塞进作品，必将从内部瓦解艺术。在稍后的一篇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中，鲁迅说：“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本身便是一个战斗者。”在这里，前提是艺术品，而且只能是艺术品。与此同时，他强调了艺术产生的本然性，也即作家的真诚。真诚是作品的生命。正如他曾在《怎么写》里说的：“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宣传把艺术品当工具，难免要破坏真诚，因为那不是固有的东西。鲁迅多次说过，他对“宣传品”一类的东西是心存疑虑的，说：“对于先有了‘宣传’两个大字的题目，然后发出议论来的文艺作品，却总是有些格格不入，那不能直吞下去的模样，就和雒诵教训文学的时候相同。”但也表示说，“发抒自己的意见，结果弄成带些宣传气味了的伊孛生等辈的作品，我看了倒并不发烦。”理由就是易卜生等人的宣传样的作品，首先是“发抒”自己的；至于“宣传气味”，只是因为有了自己的意见之后给“弄”出来的罢了。

在稍后给《自选集》做序的时候，鲁迅曾戏说自己五四时期的作品是“遵命文学”，“革命文学”，因为当时所取的步调和文学革命的前驱者是一致的；其中也不无一点“宣传”的动机，即“喊几声助助威”，但是重要的，遵命不是“服务”，而是来自“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所以，在他进一步解释“遵命文学”的时候，会强调说，“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问题。在新文学的发轫期，文学没有禁区。为艺术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讴歌自然，崇拜自我，礼赞神圣劳工；破坏偶像，打倒权威，诅咒万恶社会，都无不可。自然也有一些如鲁迅说的那类“含泪的批评家”，在个性解放的潮流面前拼命维护旧礼教，但是，这只是道德的约法而已，对于文学仍然没有约束，把社会生活和想像世界划分为不同的管辖区，并且具体规定了作家的立场，态度和方法，对于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来说，大约就从这个时期开始。凡文学，一定要歌颂光明，如果现实中没有光明，就制造光明，因为未来是代表光明的。这样，文学的真实没有了，自由没有了。一切都落入了一个预设的框架。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最早制造了这样的框架，中国的革命文学家把它全盘接受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