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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也。非实际政治也。我国自古以来，逐鹿中原争夺政权，都谓之‘打天下’。天下既是‘打’下来的，哪有打天下之人，不嗜杀人哉？纵是一代贤相的诸葛孔明，也要以‘生道杀人’、‘挥泪杀人’嘛。在我国古代，圣主贤君，像唐太宗李世民，为争夺政权，且不惜弑兄杀弟。但在那种改朝换代的动乱状态中，遍地都是瓦岗英雄，梁山豪杰，曹操所谓‘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为拨乱反正，拯斯民于水火，乱世枭雄，无不集生杀大权于一身，以成其贞观、开元、洪武、永乐之治世。所以在中国政治史上，统治者‘身兼将相’（唐太宗的豪语，见‘通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原未可厚非也。既然共和国体、代议政府搞不下去，朋友，我们熟读民国通史，看透华人社区的作风，吾国吾民，原没有民主细胞嘛，你我都是一样，怪得谁呢？因此，近百年来，孙、袁、蒋、毛、邓五大民族领袖，都是一字号搞个人独裁，要徒子徒孙，盲从领袖；强迫全国人民，绝对服从。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我们这五大领袖，也是一样嘛。予岂好独裁哉？予不得已也。要把这种阖族皆有的心理状态，‘转型’过来，笔者曾一再强调，非通过两百年的历史三峡不为功。袁翁世凯的处境，还在夔州府和白帝城之间，他望峡生畏，要掉转船头，驶回重庆，其居心原不难理解，只是其行为则愚蠢不堪罢了。他此时已驶船入峡，顺流而下，滩高浪险，掉头逆水，必然翻船，而袁及其党不知也，悲夫。

内忧外患，风雨飘摇

再者，纵在六百年前的帝制中国，以袁氏当时的政治形势，他也没有称帝的条件。咱安徽老乡凤阳朱元璋在打天下之初，他的智囊朱升就劝他，‘高筑墙，多积粮，缓称王’。称王称帝，是子孙万世之业，是急不得的。你先得把政治基础打好，四平八稳，万无一失，然后再慢慢因势乘便，称霸、称王、称帝。洪秀全愚昧无知，就犯了这个大毛病。他一开始造反，刚打下永安州，就迫不及待，自称天王，另封东南西北翼五王，同管江山。等到他们打下南京，功劳最大的东王九千岁，也要升一升，那么九千岁就要升为‘万岁’了。升不了万岁，最后就王杀王，同归于尽了。

袁世凯这时要做皇帝，慢说是民国，纵在六百年前的大明王朝，也称王太早嘛。在他那个民国初年的中国，外有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国亡无日；内有白狼横行，中原正一片糜烂。袁虽赶走了孙中山，他并没有打平中国。相反的，袁政权也正风雨飘摇，总统尚且不稳，那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做皇帝呢？愚而好自用，不败何待？现在且看看那个，把中原地区弄得天翻地覆的‘白狼之乱’。

白狼之乱

白狼之乱是甚么回事呢？用个现代名词，那就是民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农民大起义，时间是民国二年秋季，爆发地点是河南西部豫鄂边区。后来蔓延于鄂、豫、皖、陕，甘五省。陷五十余城，虽不说赤地千里，然所过之处，官军不能制，相互砍杀，庐舍为墟，历时数载，弄得中原西北一片糜烂。白狼，这位农民领袖，据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所记真名为白朗，河南宝丰人，原为革命烈士吴禄贞的参谋，禄贞被难后落草为寇。声势日盛，乃被误呼为白狼；义军后亦以此诨名自豪，云云。陶记亦得自传闻，不可全信。另据杜春和编‘白朗起义始末’【收入前引‘北洋军阀’第二卷】，则白狼一名白瞎子，只是一个半文盲的贫农，白狼起义时，二次革命亦于同时爆发，黄兴曾辗转与之联络，并委派之为河南都督，而其在袁军后方破坏京汉铁路以阻北军南下。总之，白狼盛时，一‘杆’万余人，横行五省，飙忽如急风暴雨，俨然是五十年前捻军历史的重演，中原所受浩劫亦不相上下。最后白狼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八月五日，身受重创，败退至河南鲁平时，卒为袁军卧底的密探击而死，时年四十一（另说四十六岁），其败亡亦如捻军当年之任柱也。【参见‘晚清七十年’卷二，页一六○…一六三；及罗刚著「刘公铭传年谱初稿’上册，页二三○…二三一，任柱之死。】

笔者附注：我国黄淮平原一带，民风强悍，而生活至苦，早年大小规模的农民暴动，几无岁无之。笔者本人，生于斯，长于斯。幼年竟是目击之人。白狼之乱时，余尚未出生，然我幼年期曾目睹‘跑白狼’的农村闹剧。盖我乡，今肥西，地处黄淮平原的边缘，每遇‘荒年’，即时闻出自皖北河南一带的‘股匪’南下劫粮‘打荒’。‘股匪’与‘土匪’不同。土匪只是零星的小强盗，打家劫舍，绑票勒赎。股匪的组织则如军队。其来势如潮水。少数官军都逃避一空，或据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