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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现实社会的荒诞可笑，表达自己的诗人之思。《这家伙》以第三人称述己事，不受第一人称行文记事时的羁绊约束，显得佻跌宕，嬉笑甚至怒骂也就是顺乎自然的事了。“这家伙瘦得像一条老豇豆悬摇在秋风里。别可怜他，他精神好得很，一天到晚，信口雌黄，废话特多。他那鸟嘴1957年就惹过祸了，至今不肯噤闭。自我表现嘛，不到黄河心不死！”接下来便嬉笑地证明“说他是诗人，我表示怀疑”，“真他妈的见鬼！我相信年轻人决不愿意读他的诗。历史将淘汰他，无情地！”这样的文章，倘若以第一人称写来，就会变得滑稽与矫情，虚造之笔溢诸纸墨，扑人眉宇。但使用第三人称确有出人意表的效果，又有说部的善置悬念，还将自己从单一的主体中分裂出来，以客体的身份观照自己，此乃识人及为文之“分身术”：“这家伙最怕我。每次去看他，他都躲入镜子，和我对骂，就是不敢出来。”

笑可笑，非常笑：流沙河片论（2）

阿根廷小说大师博尔赫斯好为吊诡之文，善创神秘之章，喜弄分身之术，乐玩叙事圈套，潜泳于古今玄妙之事，浸润于莫比乌斯圈的“自咬”。博氏喜读《庄子》，何尝没有庄周梦蝶的自我“物化”之感，因而有《博尔赫斯和我》、《另一个我》、《两个博尔赫斯的故事》诸文，既似小说亦像随笔，模糊了文体疆界，取得诙谐佻而又让人深思的效果。流沙河的“我去看他，他都躲入镜子”，也只有如此，“我”才能够看得见“他”，“我”并不完全是我，也有可能是“他”。如是观之，自嘲何尝不是他嘲，反之亦然，此乃笑天笑地，笑古今一切可笑之人，包括自己。古人乃至今之落后民族的“临池一照”，以及自此之后发明的镜子，均是人类认识自我的进步。镜子的照鉴功能，正是人类得以窥视自我、认识自我、反省自我的工具，尽管这种“认识”还不免落入皮相的窠臼，但人类自此会减少些许暗昧与自大，认得自己的可怜渺小，“这家伙最怕我”，“和我对骂，就是不敢出来”。但如果有人据此断言流沙河的自我调侃取法乎西，那就未免太过草率，我们只是说文化上的不同之同，开人眼目而已。吾国历代幽默笑话、反讽自嘲甚多，且不说东方朔、纪晓岚诸辈的诙谐冷趣，就是在许多古代文人骚客的“自为墓志铭”、“自题小像”里也不乏像《这家伙》的自我贬损和风趣，这就是说流沙河的“这家伙”不免受历史上诸多前辈“家伙”的直接沾溉。戏曲家钟嗣成曾夸张自己的丑是“有朝一日黄榜招收丑的，准拟夺魁”（《一枝花·自序丑斋》套曲），画家徐渭自污是“龙耶猪耶”（《自书小像》），思想家李贽谓自己“其性褊急，其色衿高，其词鄙俗，其心痴狂，其行率易”（《自赞》），文学家张岱说：“功名耶落空，富贵耶如梦。忠诚耶怕痛，锄头耶怕重，著书二十年耶仅堪覆瓿。这人耶有没有用？”（《自题小像》）诗人流沙河说：“有喝倒彩的，有鼓反掌的。这老傻瓜，他还洋洋得意，站起身来频频鞠躬。我真替他脸红！”（《这家伙》）

这实足的自我贬损里透露出非比寻常的傲岸不群、深切的孤愤以及无奈的自嘲，也可说是对社会变相的批判与宣战。鲠骨之言以嬉笑之语出之，更能获得出人意表的效果，让人铭记在心。正如法国著名喜剧作家莫里哀所说：“一本正经的教训，即使最尖锐，往往不及讽刺有力量；规劝大多数人，没有比描画他们的过失更见效的了。恶习变成人们的笑柄，对恶习就是重大的致命打击。”（《伪君子·序》）流沙河已经在“文革”时经历过无尽的污辱和被动的自骂：“各位革命群众：我是大右派分子流沙河！我有罪，罪该万死！死了喂狗，狗都不吃！”从这样的人间地狱活命出来，还有什么不能嬉笑怒骂，调侃反讽的呢？！自然能主动地看到自我的渺小，进而调侃戏谑，非心理健康，历尽沧桑，看透世相，洞察人生，佻善谑莫办，如此才知道自己原系一“家伙”耳。

二

林语堂先生说：“历史上任何时期，当人类智力能领悟自身之虚空、渺小、愚拙、矛盾时，就有一个大幽默家出世，像中国之庄子，波斯之喀牙姆（Omar　Khayyam），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吾国与吾民·幽默》）流沙河亦是在识得我们人类自身渺小愚拙和现实社会的可笑后，才以幽默讥刺的文章讽世的，亦系一幽默大家也。沐改革开放之风，80年代中后期，西方各种思潮风涌而来，众多主义加入社会对文学的大合唱，批判反省及理性的启蒙，虽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然声音相对多元，一时蔚为大观。稍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化的声音愈加萎缩，社会批判的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