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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得不错,阶级阵线上胡里八涂。这工作服一穿,松松垮垮,还真有点儿工人样儿。那时候工人挺牛,主人哪!一穿上工人衣服是不同,走在大街上人都瞧我:这小童工还挺精神啊!
现在想起来,那厂子整个是一手工作坊,八成是街道办的。有几个技术上过硬的老工人,都三、四十岁吧,剩下是一帮老娘们。说老娘们,是我那时的眼光,其实没多老,二十五六而已。以我今天的眼光看,那就是含苞欲放的花(我那时太不会看人)。她们整天叽叽喳喳,张家长李家短。我们去了,她们就研究谁家有钱、谁家官儿大。对家里官儿大的,挺尊重。对家里有钱的,挺蔑视(是嫉妒也说不定)。这些问题都不大,因为都搁不到桌面上来,心照不宣而已。主要是那个时代品评人,有个重要标准,是能干不能干,就是手巧不巧。笨手笨脚的人最受歧视。像现在的这些小孩儿,娇生惯养,要搁那时候就得让人歧视死,不等考上清华就得自个儿窝囊死。我就是个天生的笨人,给文具制品刷漆,弄得满身是油漆,人一看就是个废物。那时候没让人给窝囊死,还真是因为心理素质还比较好。
这手工作坊嘛,就谈不上什么规范了,工人等于工匠,技术标准就是手艺。俩老工人,一个喜欢刷薄漆,一个喜欢刷厚漆,这个看着合格的,那个看着就不合格。我们也不傻,刷厚了就交给爱厚的那师傅去检查,刷薄了就交给爱薄的那师傅去检查——准成。那年头,老工人厉害,一看你刷的不好,脸一拉,跟现在的老板似的,要吃人的样子。想起来,我们那时的小孩儿也挺不容易,那么小,就得看人脸色。工厂虽小,倒像模像样,有黑板报,篮球场。厂子给工人发工作服、劳保手套。这些东西工人用的省,用不了的,自己拿废品站换钱去。总的说,工人还是穷啊,多一毛钱是一毛钱。
日子就这么过,干干活,工间休息打打篮球,下午休息还读读报。那报纸内容本来就没意思,还正经八本地念,搁现在看,撑的八成是!
说话来到“五一”节,休一天,紧接着就上班,估计是接到了订单。厂里那时候,就有点儿市场经济意识了。可这个“五一”节,不大平凡。“戏匣子”(收音机)里播了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评“三家村”》,作者叫姚文元。什么是“三家村”呢?那是《北京晚报》的一个专栏名,叫“三家村札记”。作者有三个:吴晗、邓拓、廖沫沙。仨人全都大名鼎鼎,是学者、报人、杂文家。我们那时候小孩儿,不知道谁是谁。但从那一天起,我一辈子就忘不了了这仨名儿了。那时候电视不普及,广播还挺普及,街上就有大喇叭,天天早上“东方红”的曲子一放完,就播社论。好家伙,气壮山河啊,那是什么播音员?“中国第一播”!从那天起,俩播音员,一男一女,点谁的名儿谁死。
大喇叭一响,你就听吧:“评三家村……评三家村……”带回音的,这就叫“山河震荡”。5月2日干活儿的时候,一老工人就念叨开了:“我听广播说怎么回事儿?出坏人了?吴晗、邓戳……”一老娘们就抢白他:“什么邓戳?邓拓!看你那耳朵!”
起风了,我们却不知道,每天早上照常夹着饭盒上工去。斯大林大街四排大白杨树刚发绿芽,用陕北话讲,“绿个缨缨的”,好看。每天的程序还是刷油漆,打篮球,读报纸,看老工人脸色,听老娘们瞎掰。过了半个月,学校忽然给我们下了紧急命令:回校学习文化大革命理论。
撤!那时节,漫卷诗书喜欲狂啊!再见了,工人老大哥。再见了,碎嘴子老娘们儿。你们就好好的刷漆吧。一老娘们儿神色黯然地说:“你们这就走啦?我们还得在这干一辈子哪!”我听出这是真心话,但那时体会不出,里边含有多少辛酸。我当时还想呢,干一辈子工人有什么不好?主人哪,多自在,还能给别人脸色看。
终于熬到头了。工作服,沾了一身臭油,扔了!书包背好,上学!不过,学校还是那个学校,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我们的日子可不同喽。就在我们重新跨进校门时,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折腾,已经开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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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大折腾,一家伙就延续了两年多还没完。当武斗、游行、大辩论都渐渐尘埃落定时,我们已经从13岁小孩变成16岁小孩了。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这一生,就这么,已经成了废品了。你想啊,中学一年级还没上完,所有的教育就全部停止,放到现在,不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吗?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思想的成熟度,在某个意义上,好象就永远停止在13岁了。
1968年,那真是好日子啊。派仗不打了,工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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