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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反复强调，应该给“文化大革命”做总结，〈〈随想录〉〉就是这样的历史性纪录。

———柯灵：《〈随想录〉三人谈》

A，　巴金把那字迹已经有点模糊，纸页也已泛黄的信笺读了又读。他想起那是自己1952年前往朝鲜参加中国作家赴朝创作组时，在北京前往东北前写给妻子的信！这封信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还会存留迄今。

B，　巴金读到这里，心仍然在流泪。他在离开奉贤五七干校回上海后，已从红卫兵散发的小报上，获悉了彭德怀的近况。当年在朝鲜坑道里接见他们这些艺术家的志愿军司令员，在“文革”的飓风中也受到了冲击和迫害。想起彭德怀，巴金忽然感到他在“文革”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其实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C，　巴金的《三同志》，曾经几历寒暑，增删多次，几乎浸透着这位文学巨匠的心血。当年他从朝鲜战场回来，脑际中始终都在构思这部稿子，他希望把《三同志》写成一部催人下泪的作品。

D，　巴金愤怒的抗议让香港《大公报》吃惊。因为他们也不希望删改巴金的作品，潘际垌作为巴金《随想录》的责任编辑和朋友，自然更不希望随便更动作者的原文，而是出于某种意想不到的压力，最后才不得不这样做。而今当巴金为了一篇文章表现出老人少见的震怒之时，报社的上上下下都为此震惊了。直到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在《怀念鲁迅先生》一文中，并没有非要删节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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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冥冥中与彭德怀对话（1）

巴金感到他又年轻了许多。

1977年夏天，他在武康路住宅里，继美籍华人作家於梨华来访之后，巴金的外事活动开始逐渐增多了。美籍华裔著名人士时钟雯来上海访问的时候，上级也请老作家巴金出面参加会见，因为那时的巴金已经显露出他那魅人的风采。特别是经历“文革”风雨之后的巴金，他在外事活动中的作用和影响当然是巨大的。不久，瑞典《火星报》一个访华团也来到了上海，他们指名要求会见中国的大作家巴金。巴金那矍铄的英姿和从容谈吐又一次让外国人惊讶。从香港来的作家参观团抵达上海，巴金也参加了座谈会，他再一次畅谈文学，畅谈人生。人们感到巴金还象从前一样健谈，一样文思敏捷，老人的心里洒满了阳光。总之，巴金还是从前的巴金。他幽静小院门前重又响起了汽车的煞车声和热闹的笑语。

巴金在繁忙的活动中，萧珊病逝后积郁在心头的悲伤与痛楚，直到这时才渐渐淡化。让老人高兴的是“文革”期间被人抄走的一些什物，在落实政策过程中都逐渐发还给巴金。在这些什物中不仅有他的东西，也有妻子萧珊的一些物品。巴金见到亡妻遗物，又忍不住想落泪。他在心里暗暗地说：“蕴珍，如果你能活到今天该有多好！唉唉，可惜，你走得太早了呀！。。。。。。”

巴金在翻阅那些幸存之物的时候，有见到了许多文稿和信件。现在他感到这些本来普通的东西，如今变得格外珍贵。忽然，巴金的眼睛一亮，发现一封他从前写给萧珊的信。仔细一看，旧信竟然勾起了许多回忆：

蕴珍：

我们已经领到衣服和通行证，明天下午便出发了。我们搭下午5点40钟的火车，后天上午11点光景到沈阳。在沈阳大约还有五天的勾留。有一位前些时候因公回国的志愿军某部的参谋长陪我们同去平壤。出国后的日程和行止，现在还未决定。总之，这是一封在北京发的告别信。在沈阳我还有信寄回。

珍，拿着一管新华笔，在明亮的电灯下，对着从抄本上裁下的纸，我不知道写些什么好。你明白我这时的心情。我的确有千言万语，却无法把它们全倾泻在纸上。从明天起我们离得更远了。但这不过是一个开始。在沈阳我照样会寄信给你。然后，我又往前走，在平壤，大约还有信寄出，但是我恐怕抽不出写长信的时间了。

到3月下旬那才是我的新生活的开始，也就是我们真正的分别的开始。即使在几个月内我无法跟你通信，你不要为我担心，我一定会很健康地回来。以后信少，一则因为机会难得；二则，因为到部队以后我得先多跑多看，过一个时候才能够住下来，就是住下来时，也会有很多的工作。我会在工作中把自己锻炼得坚强，有用。我会吃苦，也会学习。

起初一个月的生活大约不容易过，我得咬紧牙齿。但以后就不要紧了。我有决心。而且想到你，想到孩子，想到大家，这会给我增加勇气，我的心里永远有你。在艰苦中，我会叫着你的名字。在任何环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