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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到江边上来看晚景了。

现在他好象是一个隔世的旅人，周围尽管有那么多在春天傍晚来江边游览的年轻人，可是他们大多都不认识自己。巴金那白白的头发和忧郁尚存的面容，让所有从他身边走过的男男女女，无法把这位背部稍稍有点微驼的老人，与曾经在中国文坛红极一时的大作家巴金连系在一起。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也不认识他了，他们虽然早在年轻的时候就受过巴金《家》、《春》、《秋》和《雾》《雨》、《电》等作品的影响，然而巴金历来是一位不想抛头露面的作家。即便那些在“文革”前夕看过由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的人们，也不会想到此时在江边那黑压压游人中间悄悄走来的老人，就是那部风靡一时电影的原著者！

巴金确也有点苍老了。

不过，他的心情却比两年前好得多。他不再终日陷入一个人忧郁与反思的幽居环境，呆望着写字台前那镶嵌在像框里的萧珊遗照出神。巴金开始一步步走出那笼罩在自己头上快十年的愁云惨雾。在过去的十年中，巴金好象做了一场可怕的噩梦，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以笔耕为生存工具的作家。这十几年，凡是大陆上公开的出版物中，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社论和八股文，除八个样板戏和凤毛麟角般的几本书之外，谁也见不到任何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文学作品了。巴金的心情之所以变得好起来，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工作渐渐有了一点变化，离开奉贤干校那干打垒宿舍以后，回到上海也见不到那铺天盖地而来的可怕大字报了。疾风暴雨似的政治运动终于走向了它的终点，继之而来的是一个让巴金闻之惊喜的消息：江青和当年在上海打击他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在北京中南海一夜之间成了瓮中之鳖！

巴金在听到这一喜讯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时他正在出版社里参加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在走廊里恰好遇上一位从前作协的党员领导。那人悄悄在巴金耳边说了一句话：“江青被华国锋给抓起来了！”当时，巴金吓了一跳，在十多年中他对那个叫江青的女人尽管恨得要命，但他无法把一言九鼎的她与刚刚听到的传闻联系在一起。巴金心里将信将疑，想转回去再向那位领导打听一下详情，却发现那人带着满脸的喜悦走远了。多年在行动上受限制的巴金，见状也就只好作罢。因为他知道在这人多眼杂的环境里，自己是不该打听这异常敏感消息的。

巴金又回到楼上会议室。他仍然坐在原座沉默着，心中的惊喜不能表露在脸上，这是巴金在1966年以后养成的习惯。坐在那里他一言不发，自他到奉贤干校以后，每当参加这类以读报为主的会议时，巴金就始终以沉默相对。有时别人在那里口若悬河地发表宏论，巴金就一人坐在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现在巴金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激动和兴奋了。他知道那位作协领导决不会无缘无故对他吹那样的风儿，可是，江青真会遭到逮捕吗？这会不会又是毫无根据的小道消息？他知道自“文革”以来，这类来自民间的消息是时常有的。特别是北京发生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学生运动以后，民间咒骂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的政治传闻如终没有绝迹。这次难道是真有其事？如果再发生1971年秋天那让人振奋的大事，该有多好呢？！

这一年巴金已经72岁了。尽管得来的喜讯稍晚一点，可是，巴金心里仍然很高兴。现在他的处境毕竟比萧珊活着的时候好多了。那年秋天，巴金还没有写作的自由，可他就在英国式的小楼里，利用了半年的时间，一个人用钢笔悄悄把他从前翻译的《处女地》又抄了一遍。巴金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自己的手不会因为多年不握笔而不会写字。巴金已经看到了一点淡淡的曙光，他知道有一天定会允许他重新杀上文坛的。这样，他后来才决定翻译那部早在三十年代就曾译过一部分的赫尔岑多卷本《往事与随想》。

巴金不喜欢再听那些哄哄的议论声。他讨厌把宝贵时间都浪费在这小会室里，报纸本来可以让人阅读，然而不知从何时起，读报也成了开会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心里有些发烦，暗想如果把这么多时间留给自己，也许会把赫尔岑的著作再译出一节来。

他记得1971年9月，当时正在校里劳动。有一天，他发现一些连部里的党员，特别是那些“工宣队”中的党员们，都神秘地参加各种秘而不宣的会议。党员们参加会议以后，回来的时候人人脸上都现出了紧张的神情。巴金不敢向那些悄悄在一旁咬耳朵的党员打听，可是他已从连部少部党员脸上的反常神情中，隐隐感受到好象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后来，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