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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的事，就是圣人之道！自己心里就有良知；良知可以自致。不必经由格物去求。这比陆象山的学说更进了一步，而与朱元晦的道理，相距也就更远了。

但是，曾国藩不喜欢王阳明“致良知”的学说，另有缘故。王阳明的“致良知”的由来，近乎佛家的“顿悟”；他的《传习录》中，有“所机锋”的禅味。而曾国藩所讨厌的就是这一点禅味；因为在儒家看，那是异端！

“二公莫流于门户之见！”看两个人的争论有流于意气的迹象，沈淮赶忙劝阻：“照我看，二公的异处甚微，同处极多：第一，言必信，行必敬，皆不愧为真儒；第二，一片民胞物与之心，但求有利于民，不计个人荣辱安危，皆不愧为醇儒；第三，著书立说，力倡正学，皆不愧为大儒。”

曾国藩和孙瑞珍同时拱手一笑：“不敢，不敢。东川兄过奖了。”

争论了一番，两个人都暂时失去了说话的兴趣，座舱中静悄悄的，只有河上刮过的风声呼呼过耳，偶然有波涛拍打着船身，有节奏的声响让人昏昏欲睡。

“涤生兄，东川兄，此次办差，非比寻常……，”孙瑞珍又挑起了话题：“……我大清小民于江宁换约之事始终耿耿于怀，未有片刻或忘，此次若是英夷于行礼一节始终不肯低头的话，民怨沸腾还是小事，伤了皇上识人之明，老夫就万死不能尝其辜了。”

“英公之言大是。”沈淮用力点点头，大声附和到：“若是英使终究不肯于皇上之前低头的话，即使皇上有意允准其进京，我等身为臣子的，也当犯言直谏，一力抗阻。”

“嗯，东川兄所言不愧为谋国之议。老夫当忝为骥尾，与东川兄联名上奏。”孙瑞珍捻着短髯一笑，眼神从沈淮脸上转到曾国藩：“涤生兄以为如何？”

对方问到自己，曾国藩不能不说话了，放下手中的茶杯，他想了一会儿，慢吞吞的开口说到：“英公与东川兄所言自然是我等身为臣子的本分。只是有一节，国藩心中狐疑，还请英公指教。”

“不敢，不敢当。”孙瑞珍赶忙摆摆手：“指教二字万万休提，只是涤生兄若是有疑问，不妨提出来，我等共商便是。”

曾国藩也不客气，径直问到：“英公，东川兄可知，皇上此次派我等赴江宁办差，本意为何？若是只为与夷人讲明道理，使其顿悟前执之不可行，张帆南返，只需一纸上谕，将此事交由两江总督陆大人和夷人晓谕明白，也就是了。何必我等？”

沈淮和孙瑞珍同时一皱眉：“那，以曾兄之见呢？”

曾国藩苦笑着摇摇头：“此事我也纠结于心，始终不曾通晓圣心为何。所以才拿出来与两位大人相商。”

孙瑞珍心中鄙视：他虽然不知道那一天皇帝又把曾国藩召回殿中所为何事，也不知道他手中有一份皇帝临时写就的上谕，但是论及皇帝的心思，他自问也未必就猜不到。同样的，这一次同行的三个人怕也都是心中了然，不过这件事也是彼此心照，嘴上不能说出来而已。

这会儿听曾国藩提及，孙瑞珍倒不能不表示态度了：“以老夫看来，皇上圣心为怀，于英夷有还远之意。我等当上体天心，将此一节与英夷解说明白。并以前情为例，总要迫使英夷于我皇上面前行君臣大礼的为是。”

孙瑞珍有了这样的表态，曾国藩心中满意，学着他刚才的样子捻髯一笑：“英公之言大是，国藩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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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于道光二十二年和英国人签订的《江宁条约》中关于英人在华有着很明确的规定：‘……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驻该五处城邑……。’

条约中写得清楚，但是实际上，来自中华上国的小民百姓对这些红头发，绿眼珠的夷人从来都是不肯以礼相待的。便以入城为例：上海和宁波还好一点，英国人很快就实现了目的；厦门不过是一个方圆一里的炮台，英人主动放弃；至于福州，道光25年的时候实现了外交官入城，英国民人是在道光三十年年初的时候才入的城。最让英国人懊恼和无奈的就是广州，因为入城一事几乎再一次引发双方激战，最后没有办法，只得搁置了此事。

其实，即使是入了城，英人在中国的生活也未必如想象中的那么自由和顺畅，只是中国人那些或者好奇，或者敌视的眼神，就让生活在城中的‘所属家眷’如芒刺在背，时时刻刻都得注意身后有没有来自中国人的动作。一些领事，管事家的太太小姐，更加是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