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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王府中的一个管家已经等在那里了。

“曾大人，实在不敢当，公务烦劳之外，还要劳您的大驾。”顺福说，“我家王爷也是的，这件事交代下来，我到府上去领教，不也是一样的吗？”

“还是我亲自来一趟的好。”曾国藩从车上下来，向顺福拱拱手问道。

顺福急忙还了礼，引着他进入一座小阁，灯光明亮处，奕迎了出来，“涤生兄，多多辛劳，多谢了。”

曾国藩自然客气几句。由顺福在一旁设坐，听差的伺候完了茶水，奕吩咐一声，“都退出去，前后多多照看。”

这是怕有不相关的人闯进来，曾国藩看关防严密，便开口直说了，“皇上亲鞫这件事，王爷想必也已经知道了？”

“是，听说过。”奕问道，“日子定下来没有？”

“总在三两天之内。”

“听说是在……”奕苦笑摇头，不再旁敲侧击的追问，直入正题，“涤生兄，不瞒你说，近日来，我每天晚上都睡不安稳，一则是内人在耳边哭求，再一则，在老兄看来，皇上是要将此事及桂良乃止，还是穷究下去？”

“纸里终究包不住火，趁早捏灭了它，不过一道焦痕，一旦冒出火焰，势难保全。”曾国藩用很低沉的声音说，“六爷，切勿因循自误啊。”

这个譬喻很深刻，也可以算是一个极严重的警告，奕和顺福都悚然动容了。“多谢涤生兄指教，真是金玉良言。不过，……”

奕紧皱双眉，嗫嚅着说道，“我真是想不明白，皇上到底想怎么样？上一年的事情，涤生，你也是亲身经历的，柏静涛便是再有过错，也不过失察而已，至于落个闹事丢头的下场吗？这一次，桂良……也不过贪墨而已，用得着这样掀起大狱吗？我听说，皇上还要彻底更换两江官场？……”

这样于皇帝的怨怼之言，在曾国藩听来分外的觉得不入耳，皇上登基以来的种种行政，奕几乎都是亲身参与其间的，那种感戴、钦敬之意不但是诉诸言谈，更是发自五内——不要说多年来饱受人伦伍德教化之功，就是只从兄弟情谊这一层而言，也不该在背后如此臧否吧？

更不用提桂良这一次所犯，着实是难以料理的大罪，贪墨可恕，欺君难容！难道在奕的心中，翁婿之情，仍自胜过君臣、兄弟之谊吗？曾国藩的脑子中灵光一闪，忽然明白了过来。奕这样说，并不是要拯桂良于泥沼，而是为自己另寻自保之道。

说来也不足为奇，桂良在两江任上这数年来，朝中并不是没有人上章参劾他，却并不是为了贪墨之事，而是在任上多方需索，残民以待，最主要的一节，就是在咸丰六年，铁路大工到了收尾阶段，桂良在任上颁布钧令：铁路大工竣事之时，便是皇上圣驾南幸之日。自高宗四十九年第六次南幸之后，至今已有近七十年的时间，御驾未曾到过江南繁华之地。如今有阖省士绅、百姓再三吁请，皇上俯准所请，实为两江百姓之福。为表臣民于圣天子一片纯孝之心，在省内奉行乐捐云云。

这件事给吏部给事中的玉麟知道之后，以风闻言事上了一道奏折，认为桂良行事之间，以既成之事要挟朝廷，更违背圣祖皇帝‘永不加赋’的上谕，在省内派行勒捐，有不法之心，应该予以罢斥。

奏报上到御前，在军机处叫起的时候，皇帝把玉麟的奏折拿了出来，“你们以为，玉麟的话，有几分可信啊？”

当时任职军机处首辅的正是奕，在言语之中多为桂良开脱，认为此事只是玉麟道听途说之言，未必当得真，而且，即便是真的，桂良所勒捐的银两，从无一文是入了私己的腰包，而是全数用到了向皇上略表寸心的江宁行宫的修建和整葺等公事上。

再有一点，铁路大工即将竣事，桂良在两江多年，正司其职，若是这时候为公务细故突然撤换，不但工程进度难保，更会伤了皇上的一番爱民、识人之德。

皇帝听完之后，认为奕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这件事他心中早有打算，本来就是准备趁着铁路大工完成之机，要到江南去走一走，看一看的。不能为桂良在省内需索，而打消了计划，不过，桂良所行终究与自己初衷不符，才有了咸丰七年，派肃顺出京，沿途各省巡视探查一遍，命令各省皆不可以有逢迎君父，需索民间的谕旨。但到这时候，江宁所有的行宫，却早已经整修一新了。

如今桂良事发，忆及前情，一定不会放过此事，对于奕当年的奏陈，皇帝心中到底是打着什么盘算，无人知晓，也就难怪奕惴惴矜矜，要连夜请自己过府叙谈了。

一念通而百理融，想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