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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老一些的诗人气冲冲地说：“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诗歌嘛，就应该有诗歌的规矩，要么你就不叫诗歌，你要真正地反传统，干脆就不要汉语了嘛，因为汉语有它自身的意蕴，这是千百年来由汉人给它注入了一种精神，一种生命，你要反传统，反的是哪个传统，是汉语语言的传统，还是什么？我不明白。我看了这里面被标榜为真正的后现代或者叫工业诗的那些东西，充其量就写了些前人没有写的东西，只不过在内容上有拓新而已，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吗？没有。再说，那些拓新也是值得推敲的，我看他们是什么最让人恶心，他们就写什么，我看直接叫《恶心》好了，就不要叫什么《非诗》。”

场子有点冷。莫非却很热，他又请出一位批评家来。无非是中和了所有人的言论，圆了场而已。张维在心中骂道：“什么东西嘛！”

最后，莫非自己宣读了《非诗》的刊首语，他说，这是“非诗派”的宣言，“非诗派”所要进行的不仅仅是一场诗歌中的革命，它还是一场文学运动，思想运动。“非诗派”着意要进行的是把那些传统的形而上的诗歌统统枪毙，把那些以政治为背景的诗打肿脸，把那些自以为诗的小传统诗歌全部消灭，从而唤醒人性的诗，更为自由的诗。

一个上午就这么过去了，下午的时候，才是正式发言。第一个发言的就是张维。张维准备得很充分。他没有从诗歌本身的角度来分析和批评，而是从哲学的角度对当代诗歌以及文学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分析和批评。张维的题目是《迷失自我的当代诗歌》，所以他批评的不仅仅是“非诗派”，还有其他各种诗派。张维说：

“为什么中国的诗歌从２０世纪以来一直处于一种实验诗阶段，特别是２０世纪初和８０年代以后，因为中国的诗歌受到了世界诗潮的影响，‘非诗派’也是受其影响的结果。为什么中国的诗歌一直跟着所谓的世界诗潮跑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不但要学人家，就是文化上也是在学人家，这是文化上的进化论主义，是弱肉强食的道理。这就是迷失，文化上的迷失。中国的诗人在进行一场什么样的争论呢？那就是谁学得更像西方一些，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什么了。反传统，反传统，中国的诗人对中国的传统了解多少呢？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都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有几个读过中国圣贤的书呢？据我所知，很多人根本就不是学中文的，那么，我问你们，你们读过多少中国的古书呢？从打倒孔家店以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就一直未能张扬开来，请看看中国近百年来的文学，有多少有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作品？早就失去了传统，现在还提什么反传统？传统在哪里？所以现在的反传统从某种意义上反的还是西方来的传统，而且也是小传统，不是人家的大传统……”

张维越说越激动，他从俄国形式主义和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开始，到艾略特和兰色姆的新批评理论，再到海德格尔和赫尔德林的存在主义诗学，一直到结构主义、符号学和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一一对应了当代诗歌美学的追求，几乎将所有的诗歌流派都提到了，最后，他环顾四周，发现所有的人都用眼睛瞪着他，他彻底地愤怒了。

张维发完言后，只听到几个人在鼓掌。他坐到座位上时，看到任世雄还在拍手。他感到悲哀。没想到，张维的发言结束后，剩下的发言都对着张维来了。最后的争论归结到一点，就是应不应该跟着西方人走，西方文化是否比中国文化优秀。使张维无法想像的，莫非竟然是第一个站出来说西方文化就是比我们好的人，他举了个例子倒把大家搞愣了。他说：“马克思主义不就是从欧洲来的吗？它一样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谁也不说话了。

自然，最后的争论剩下了两个人，莫非和张维。其他人都听着。

莫非看了看大家，说：“张维说了半天，都是避开诗歌本身未谈，而扯到哲学上，我想问问诗人张维，你认为当下的诗歌应该怎么走？”

所有的人都看着张维，任世雄也看着张维。这是当今诗界最有争议的问题，谁也没有一个定论。

张维说：“凡是稍稍入道的人都知道，诗的功夫在诗外，这诗外指的是什么？无非就是内涵和意境而已，而内涵和意境又是什么呢？是哲学意蕴。要谈人的自由，要谈人性的诗，不谈哲学谈什么？至于问我当下的诗歌怎么走，我倒是有个奉劝，无论形式上怎么变化，也无论内容上怎么革新，有一点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地思考，那就是怎样把我们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完全地结合到一起，而不要只学那西方的，忘了我们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