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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1）

访问者张灼祥／香港电台“开卷乐”节目主持

魏便利／香港电台中文台教育组编导

被访者柏杨／台湾作家

张香华／柏杨太太，台湾诗人

文载1987年3月8日香港《信报》

问：杂文中，你对一些不喜欢的人说是晚娘脸，这是否与小时候的遭遇有关？

柏杨：应该有关。小时候都希望得到父母的温暖，如果父母沉脸，甚至翻了脸，就会觉得害怕，受到伤害。

问：初中时，你因体罚问题与老师争论，现在年纪大了，经验也丰富了，是不是还坚持不能体罚孩子？

柏杨：我不但坚持，而且绝对反对。“因为爱你才打你”这句话，有一定程度的道理。但是我们明白，愤怒的时候，便会失去分寸，很容易伤害孩子。孩子是脆弱的，如果到了不得不打的地步，也要小心，也要懂得自制。对于孩子，我觉得不应该体罚，而且也不要骗孩子，不论是什么方式都不可以。

张香华：我任教的学校是台湾著名的一所优秀中学，但是有些时候学生的意见和行为，也会令我感到愤怒。可是，我依然不赞成体罚，因为我们要顾虑它的副作用。首先，我们很难控制自己的感情，很容易出错。而且我们应该要让学生明白自己的责任，不可伤害他们的自尊心。

问：你的小说风格与鲁迅相近，可是结构和技巧不大成熟，往往流于说故事的形式，如果名之为报告文学则可，但若说是优秀小说，则有所保留。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柏杨：我常常觉得自己的作品很好，可惜没有人同意。都说我的小说含蓄不足，香华就批评我，说我写小说时不肯用心，其实我花了很大的心血，也许是能力不足吧。

张香华：我认为他的个性不大适合写小说。他是热情和主观的，想什么就说什么。而小说应该是含蓄的，作者应该能入能出，有时候需要冷静的分析，他的小说过分重使命感。

问：你的小说内容都倾向描绘社会的黑暗面？

柏杨：鲁迅也是如此。我觉得自己应该提出这些黑暗的现象。在五十年代，许多台湾人都是同样面对这些困难、绝境。我思考为什么会如此？我不能忘记那个时代、那种生活，所以便写出来。写的时候，心情很沉痛。

问：你的杂文常提出人性的黑暗面，较少指出应如何改善，观点是否过于偏激？

柏杨：如果社会没有毛病，我要挑也挑不出来。在社会中，不是每个人都会看出同一的毛病，不同的人便有不同的意见。至于指出如何改善，真奇怪了，为什么不自己思索，而要人指出！

问：但是，偏激的感情容易引起共鸣感，更令人产生错觉，认为你所说的全都是真理。

柏杨：我认为真理应被允许用充分的感情表达出来，不应该非用冷冰冰的辞句表达不可。真理的判断不关乎感情，只要是真的，充分感情可令它更合乎情理；如果不是真的，任何学院派的语调也于事无补。

问：可是人性是复杂的，如何能够界定对错？

柏杨：人性的复杂与行为的对错没有关系，人的一生，就活在不断地判断对和错之中，你必须学习如何判断对错，不管你高兴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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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绝对客观（2）

问：你的文笔很流畅，有人形容为“绕指柔”，是怎样训练出来的？

柏杨：这是过分的赞誉，我没有这份功力。

张香华：以前，我读他的作品，觉得他应该是写得很快、很轻松。当生活一起以后，才发现他写作的速度很慢；苦心经营，反复修改，有时候初稿和修订稿的日期相差很远。

问：你因坐牢而妻离友散，但也因此而跟孙观汉、陈丽真等人成为更好的知己。这对你产生了什么启示？

柏杨：灾难好比一个过滤器。一坐牢，许多朋友都离去了，因之朋友也不复杂了。孙观汉先生和陈丽真，是我的恩人，这种传奇性的义男侠女，可遇而不可求，而我遇上了，这是我的福气。我不会因曾有朋友害过我，出卖过我，而改变我喜爱朋友的心，也许因为我喜欢读《水浒传》，满腔豪气，所以要变也变不来。

张香华：他的秘书批评他，交朋友不懂得适可而止，我觉得这句话真好。朋友与朋友之间当然应该互相关心，但是也要讲求适当的程度。可惜，他的性格就是如此。

问：历史应该是以客观的笔调来记录。如果过于主观，便难免偏差、煽情。你觉得《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