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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始终都认同孔老夫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观点。你知道吧，过去还有一个官职称州牧。”

“我知道，《三国演义》里刘表就是荆州牧，袁绍是冀州牧。”

铁戈继续解释道：“州牧是个什么官呢？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省长。为什么叫州牧呢？牧是指牧民的官，也就是把老百姓当成皇帝老子的牛羊那样管理，实际上就是把天下苍生当做皇帝的私人财产供皇帝一人驱使。既然老百姓都是皇帝的私人财产那就不是生理意义上的人，地方官当然就可以为所欲为随意处置了，这样一来哪还有法制可言？”

何田田说：“一个人把天下当成家产，那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所以秦始皇才希望‘朕为始皇帝，后世以此计，二世三世，至千万。’”

铁戈接着说：“所以后来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为什么当官的那样恨自己的对立面？说穿了真的很简单。记得文革初期红卫兵们一会儿要打倒美帝，一会儿又要打倒苏修，还有什么日修、蒙修，反正天天在那儿寻思打倒帝修反，好像在某一天早晨美帝苏修就要颠覆咱们中国，其实那种危险都是虚幻的，是被人为地夸大的东西，对当权者不会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当权者认为对他们真正构成直接威胁的是那些揭竿而起的造反派，是近在咫尺的造反者而不是远在国外的侵略者，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不错，红卫兵、造反派是造过他们的反，批斗过他们，打倒某某某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他们的命运并不真正由造反派决定，他们的命运全都掌握在比他们更大更高的官员手上。你看哪个当权者是真正被红卫兵、造反派打倒的？全国所有的大小官吏升迁贬谪哪一个不是他的上级决定的？从文革一开始打倒的‘三家村’，到后来的刘邓陶王、彭罗陆扬、林彪、黄吴李邱，直到最后的四人帮，哪一个不是上面一句话就定了性的？红卫兵、造反派充其量只是充当了过河卒的角色，但却永远决定不了当权派的官运。就像当初判我们坐牢一样，我们的命运始终掌握在当权者的手中。美国人、苏联人、日本鬼子、国民党能判我的刑吗？所以，真正的威胁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现实中近在咫尺的对立双方，这道理连傻子都明白。还记得竺斌吗？他一直都在挨整，但却没有被捕，因为他不是造反派。如果他七四年跟我们一起造反，下场可能比我们还惨。”

何田田突然问道：“竺斌呢？你看到他了吗？那是一个好人，我真想再看看他。”

铁戈叹了一口气：“八八年他出差中风了，死在外地了。”

“多好的一个人哪，可惜了。他的问题最后解决没有？”

“解决了，实际上并不是他的问题而是他父亲的问题，他这一生都是为给他父亲讨还公道而活着。文革后他终于找到了他父亲当地下党的那两个联络人，这才洗清了几十年的不白之冤。为了证明父亲的清白，他用一生的时间换回了一纸苍凉的平反结论。他死了，但不是背着反属的名声而是一个老革命的后代安详地走了，在农场劳改时他跟我说得最多的就是这件事。中国人哪，太看重个人的政治名声了。”

两人都不说话，各自默默地看着杯中那琥珀似的酒，想起了七六年夏天那次悄然会面的情景。

铁戈喊道：“小付，换一首苏联歌曲，就放《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田田，我们都是听着苏联歌曲长大的一代。”

那熟悉的旋律在空中回荡。

何田田又问道：“你在监狱里那几年是怎么过的？”

“怎么过？熬呗。田田你知道吗？其实最折磨人的不是坐牢而是等待被捕。就像一个人从高处跳水一样，在他下坠的过程中心是悬着的，一旦掉进水了什么都坦然了，剩下的就是泡在苦海里等待上岸的那一刻。”铁戈淡然一笑，说完又喝了口酒。那神态好像是别人坐牢，他自己倒超然得很。

“你说具体点。”何田田依然不休地问道。

铁戈笑道：“感兴趣吗？”

“倒不是感不感兴趣，只是有点好奇，监狱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是很神秘的地方。”

“傻丫头，感兴趣才对，这是因为你对监狱只有感性认识而没有理性认识的缘故。你和其他人所认识的监狱都是从小说电影电视上得到的很肤浅的东西，想到的就是牢房、监禁、野蛮、恐怖、毒刑、死亡，实际上不进监狱就不知道什么是监狱。我在进看守所和监狱以前也不知道那里面到底是咋回事，其实监狱也是由人组成的小社会，只不过是这个世界上最底层的社会。那里有很多人才，但更多的是人渣。那里的人才绝对是人才，人渣绝对是人渣，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