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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填土，　700 余名儒生被全部活埋坑杀。而后来的史学家王充出于和卫宏同样的

目的，竟不顾历史事实，在《论衡》的《语增篇》中信口开河地加以证实道：“传

语曰：秦始皇焚烧诗书，坑杀儒士……言烧焚诗书，坑杀儒士，实也。”王充的结

论，终于使秦始皇背上了“坑儒”的骂名。而事实上，当年的秦始皇并未“坑儒”，

只是杀了一些靠招摇撞骗、欺君蒙世的“方士”而已。

当然，秦始皇坑杀方士的做法也未免过于残暴，若在2000 年后的今日，按照

法律以诈骗罪将这些方士判几年刑也许较为恰当。

当董仲舒提出创立的新儒学流行了近千年之后，由于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在中

国的兴起，这种以阴阳五行为主体的新儒学又日渐陈腐并受到严峻挑战。尽管正统

的儒家学派大力排斥诋毁佛道二教文化，但最终还是在这两种文化的渗透冲击中，

不得不吸取佛道哲学中的思想精华，对汉代儒学进行第二次改造和完善。于是以朱

熹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所创立的“三教合一”的理学又顺时诞生，从而，这被再一次

改造了的儒学又在中国延续了近千年。

孔子创立的儒学，经过历代王朝的一路滚动，其中“三纲五常”、“忠君守节”、

“仁义道德”之类的思想系统愈渐强化，越来越加重了民众在政治上的被压迫和思

想上的被桎梏，扼杀了进步求新的思想和精神。中华民族杰出的智慧、非凡的创造

力和想象力，也在《四书》、《五经》的熏染中愈渐变得愚昧并陷于僵化。延至明、

清时期，随着科举的发达、八股的盛行，专业教育受到严重的压制和摧残，史学、

艺术受到儒家保守思想的制约，科学技术则被视为“雕虫小技”而大加诋毁蔑视，

致使中华民族处于危机四伏、濒临绝境的险要关头。

当西方文化随着传教士来到中国，当欧洲的科学家、革命家用血与火的代价冲

破了持续一千多年黑暗的中世纪，并把古代科技向现代科技转变的时候，我们的帝

国仍在儒家的传统思想怀抱里徜佯，并陶醉于中央大国的迷梦之中。屈原、岳飞、

海瑞式的忠臣不断出现，但张衡、祖冲之、沈括式的科学家却日渐减少。

直到西方人用洋枪洋炮轰击中国封闭的大门时，传统的士大夫们还在儒家文化

的祖传宝库中寻找抵制西方文明的精神武器。据说古代曾有读《论语》退敌兵的战

例，只要是“仁义之师”，定能所向无敌。但面对这些完全来自另一个文化世界，

只知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全副武装的洋鬼子，再也无法用读《论语》的方

式和“仁义道德”的说教来阻止他们的进攻，即使那些不大拘泥于“唯经唯圣”思

维模式的清军将领，面对以自己祖宗发明的火药武装的洋枪洋炮也懵了，他们在一

番苦心孤诣的冥想后，终于从佛道二教文化中得到启示，断定这是洋人施展的妖术。

于是迅速组成了防御战术，大量的兵卒用手中的刀矛剑戈刺向肥猪、羊群，将一盆

盆鲜活的热血泼洒到城墙上，以道战妖、然而热血未干，国门却在炮击中摇摆得越

发厉害，大有倾刻即溃之势。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清帝国的将领和满

口“子曰诗云”的学子们，除再次命人将粪便和污物涂于城墙城门之上以破妖术外，

再也没有什么招数与敌一搏了。这个以儒家传统文化构筑的大一统的古老帝国，终

于在新的文明撞击中走向沉沦当中华民族饱受了外敌的铁蹄蹂躏和血腥屠杀之后，

蓦然回首，才发现这体现儒家文化精神的“道德仁义、非礼不往”云云，原来竟是

吃人和被人吃的礼教。若这礼教专吃外敌，倒还是件幸事，遗憾和具有悲剧意味的

是偏偏去吃孕育呵护了它几千年的中华子民。所以，当“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

时候，以易白沙、吴虞、鲁迅、李大钊、胡适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在响亮地提出了

“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去，烧去！”的

口号的同时，也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