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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下解放出来的光芒。这次庆祝活动就是这种情感的无拘无束的表达。许多男人和女人都哭了，他们压抑不住自己的感情。”

大多数游行者都是国社党徒。大会开始后，希特勒在其中之一的会场上发表了讲话。比在科堡，他显得更加潇洒：穿的是熨得平平整整的衣裳，头发剪得整整齐齐，鞋也不再是高筒的了。“用不了几个星期，骰子就要滚动了”他预言家似地宣称。“今天正在形成的东西将比世界大战更加伟大。它将在德国土地上为全世界树立一座丰碑”次日，“德国战斗同盟”成立了。从表面上看，这是民族主义者的联合，实际上却是国社党的发明：它的秘书长是施勃纳·里希特，军事头目是希特勒的另一个左右手，其中一个主要组织则受罗姆统辖；它的第一个公告（由弗德尔执笔）听来像是出自希特勒之口。它宣布反对议会主义、国际资本、阶级斗争、和平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

纽伦堡的“德国日”和“德国战斗同盟”的成立，标志着希特勒公开重返其革命之政治舞台。这一点在一个月后变得更为明显了——他正式成为这个新的组织的政治领袖。它的”行动纲领”公开号召夺取巴伐利亚政权。有谣言说，希特勒正在部署另一次革命。事实上，他确曾宣布，他有意采取行动，不让赤色分子再次夺取政权。“我们的运动的任务，与过去一样，就是为帝国的崩溃作好准备。这样，在老的树干倒塌时，新的幼树已经长起。”

巴伐利亚的总理欧仁·冯·尼林虽然赞同希特勒的某些主张，但却被希特勒的煽动暴民的战术搞得忍无可忍。９月２６日，尼林对内阁说，由于情况紧急，必须立刻指定一名邦委员。此委员虽属内阁领导，“但可放手行使执行权”他提议让前总理卡尔出任，理由是，他得到了几个民族主义团体的支持，且受到保守的君主政体派人士和天主教会的尊敬。

卡尔以法律与秩序的名义接受了这一繁重的职务。他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下令禁止即将于次日举行的１４个纳粹集会。对阿道夫·希特勒而言，这一行动既是威胁，又是一次机会（他刚从瑞士募捐回来）如果他俯首贴耳，这可能意味着毁灭；如果他反抗成功，他就有可能成为全国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人们劝他退却，他日东山再起；认为党还不够强大，不宜采取行动。但是，接近普通党员的人们却敦促他行动。“如果现在还没有什么表示，战士们就会溜走”冲锋队慕尼黑团的团长说。“为使士兵们保持团结”施勃纳·里希特说，“我们必须干点儿什么，否则，他们会变成左派激进分子。”

这些敦促的言辞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这种冲动行为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着手在慕尼黑及其四周寻找行动的盟友。他天天忙于会见和探访各种各样有影响的人物：军界头目、政客、工业界人士和官员。他还与党的中坚分子和动摇分子谈话——许诺，威胁，甜言诱惑。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必须向这些人妥协，他们才会与我们一起前进。”

“他一旦下定决心，谁也不可能让他回心转意”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说，“许多时候，当他的追随者试图强迫他时，我注意到，他眼中表现出一种遥远的、不予理睬的神情。好像他的脑子已经封闭，除自己的意见外，谁的也听不进去。”

那年秋天，他眼中的那种遥远的、不予理睬的神情有着一种特殊的含义。他觉得自己正与墨索里尼比试——而他进军的目标是柏林。这也不只是仅向亲信透露的幻觉。在右派军方头目的一次会议上，他号召全巴伐利亚倾全力进攻柏林。“现在，拿破仑的和救世主的思想已根深蒂固”曾出席该次会议的一员回忆说，“他宣称，拯救德国的号召正在他胸中响起，而这个任务迟早要落在他身上。之后，他与拿破仑作了一系列的对比，特别是拿破仑从埃尔巴岛回到巴黎之后。”

第六章　啤酒馆起义

１９２３（１）１９２３年９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收到了一封令他心神不安的信。这封信是“你们党的一个老党员、一个狂热的党员”写的。写信人指出，在著名的占星学家埃尔斯伯特·埃伯汀太太所著的年鉴里，载有一条令人吃惊的预言。“一个出生于１８８９年４月１０日的行动家”书中说，“由于行动过于不谨慎小心，可能会出现人身危险，并非常可能触发一场无法控制的危机。”

星象表明，此人确需认真加以对付；在未来战斗中，他注定要扮演“元首的角色”；他也注定要“为日耳曼民族牺牲自己。”

她虽然未指名道姓，很明显，她之所指是希特勒。她未提及哪一天，但她提出了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