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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各位高级将领坐的是皮椅,他们的副官或级别较低的军官们,或是站立,或是坐在靠背笔直的椅子上。
4时20分,阿道夫·希特勒弯腰曲背,左胳膊吊挂着,曳步进来。他用无力的右手与数人握了握手,以示问候,然后,便一屁股坐在由一名副官推来的椅子上。会议开始后,古德里安报告了东方日渐发展的灾难的情况,讲得非常客观。希特勒所作的建议少得可怜,几乎像无能为力似的;但是,一当西线问题被付诸讨论时,他的兴趣便浓厚起来了,时而批评,时而又用对他的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1915和1916年间,我们通常有弹药津贴,津贴之多,足令你毛发倒竖”的怀念之词作点缀。接着,他就退伍军官复员后所获军衔偏低问题,与戈林展开了长时间的辩论。会议于下午6时50分结束后,古德里安便返回佐森。他恼透了——他们空谈了两个半小时,对如此吃紧的东线的种种问题,连一个决定也未作出。
这些问题的其中之一是希姆莱。他刚奉命担任一应急集团军司令,此军的主要任务是要阻止G·K·朱可夫元帅的主力。在古德里安看来,选择这样一个人选明明是蠢举;但希特勒争辩说,只有希姆莱能在一夜间组织起一支主力来,他的名字本身便能激励人们奋战到底。鲍曼曾在一旁鼓动委任希姆莱一事,但是接近希姆莱的人们都相信,这是一个旨在毁灭他的主子的奸计。把他派往东方不但使他远离最高统帅部和使鲍曼能加强其日见增长的对希特勒的控制,而且还必定能令人信服地证明希姆莱在军事上何等无能。
希姆莱曾是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早年梦想带兵打仗。这次,他上钩了——虽然有点儿勉强。他虽然惧怕鲍曼,却从未想到过他的对手是在为他的倒台作准备。他坐上专车驶向东方,决心截击俄国人于维斯杜拉河。他能用于阻击俄军的只有几名参谋,一张过时的地图和他的部队的空名:维斯杜拉集团军。除了几支零星的部队外,其余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新增援的部队抵达后,希姆莱便开始布阵,由东向西即从维斯杜拉河至奥得河设下一条防线。这是蠢举,因为它只保护了波美拉尼亚湾及其以北。换言之,他把守了旁门,却让大门敞开着。
结果,朱可夫绕过这道单层防线,继续西进,只受到零星的狙击。1月27日,即希特勒之最高级军事会议结束的那天,朱可夫的部队离柏林只有100英里左右。横在他们面前的是奥得河,也就是他们占领总理府前必须克服的最后一条主要的天然屏障。
3天后,希特勒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他提到了国际犹太人这个魔鬼和亚洲的布尔什维主义。紧接着,他便号召德国要人人尽责到底。“不管目前的危机有多么严重”他最后说,“无论如何,它终将被我们始终不渝的意志,被我们准备牺牲的决心和被我们的能力所驾驭。我们能战胜这个灾难;这场战争也会被欧洲而不是被中亚所赢得。站在它前列的是过去1500年来代表欧洲反对亚洲的民族,并将永远代表欧洲的民族:大日耳曼帝国和日耳曼民族。”
当日下午,鲍曼抽空叫“心爱的小丫头”保存一些干蔬菜,和“比方说,50磅蜂蜜”在信中,他还谈到了布尔什维克在血洗每个村庄时犯下的种种暴行。“你和孩子们千万不要落入这些野兽之手!”
尽管有这些消息,元首依旧神采奕奕。
晚间的碰头会结束后,有些会议参加者没走,希特勒便非正式地向他们谈到了政治局势。他讲得很轻松,好像是教授向一群得意的门生讲课似的。他解释说,他发动“秋雾”的目的是要分裂盟国。这仗虽然打败了,他说,英美两国却在为谁打赢这仗的问题公开吵得面红耳赤——两个盟国之间的分裂已近在咫尺。
古德里安老大不耐烦地看表,但青年军官们却听得入了迷。元首预言,用不了多久,西方便一定会醒悟到,他们的真正敌人是布尔什维主义,因此,他们便会与德国一道,共同讨伐。丘吉尔和他都清楚,柏林若被红军征服,半个欧洲便成了共产党的天下,用不了几年,另一半也会被消化掉。“我从不想真打西方”他痛苦地说,“是他们强迫我打的。”
但是,俄国的纲领却越来越明显。在波兰,当斯大林承认共产党支持的卢布林政权时,罗斯福想必是开了眼界。“时间是我们的盟友”他说。他要求死守东线的原因就在于此。他们坚守的每一个要塞终将成为德国——美国——英国联合征讨并消灭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跳板,这难道还不明显吗?他提高嗓门,提醒听众注意,1918年时,德国曾遭陆军总参谋部暗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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