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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寻找“林中信息”或倾听某同伴朗读尼采或斯特潘·乔治著作中的激动人心的段落，诸如：“人民与至高无上的智慧渴望着人——行动！……也许，在你的杀人犯中端坐了多年，在你的狱中昏睡多年的某个人就会一跃而起，完成这一行动！”

他们靠神秘主义而昌盛，在理想主义驱使下，渴望行动——任何一种行动。

行动，他们在大战中找到了。也许，这就是他们，与希特勒一样，坚信祖国的事业之正义性的原因。战场生活，使官兵关系更加密切，形成一种共患难同流血的手足之情。士兵们对领导他们进行交手搏斗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他们而言，他不是指挥官，而是元首！而他们是他的同志！他们对他盲从，如有必要，可跟他下地狱。”

他们一同在前线缔造了迄今为止德国尚不存在的民主关系。几英里长的战壕，与世隔绝，事实上成了“以火焰作墙的修道院”这些前线来的同志，这些旧日的“候鸟”与希特勒一样，觉得投降是耻辱，对国内阵线不信任，因为它正在堕落为布尔什维主义。军方曾在报上和路牌上宣布“斯巴达克斯团”的危险尚未消除，号召士兵们起来，加入“自由兵团”“阻止德国变成全球的笑柄”对此，老兵们会热烈予以响应，这就可以理解了。

正当这支不法的部队在组建时，“斯巴达克斯团”在许多柏林人的赞同下，也在夺取柏林。他们控制了许多公共设施，交通运输，以及兵工厂。１９１９年１月３日，处在绝望中的埃尔伯特政权解除了警察局长的职务，原因是他同情“斯巴达克斯团”不久前还支持水兵叛乱。此时已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斯巴达克斯团”为了进行报复，公开号召革命。柏林的工人热烈响应这一号召。６日上午，２０万身背武器打着红旗的工人，从亚历山大广场出发向荻埃尔加登集结。寒冷与大雾并未使他们的情绪低落。他们将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前进报》的工作人员以及乌尔夫电讯局的工作人员抓来。总理府大楼也被愤怒的人群包围——埃尔伯特及其同僚就躲在里边。

到次日上午，共产党人已端坐在布兰登堡大门上的雕像旁。在文特登林登，在科尼希大街，在萨洛登伯格大街，他们的步枪已是铺天盖地。除有战略意义的火车站已被占领外，政府印刷大楼和波佐酿酒厂也被占领。不到２４小时，市内主要建筑物仍在政府手中的已是寥寥无几了。

若不是“自由兵团”干预，柏林——最终是全德国——恐怕已陷入共产党之手。不到一周，部队从城外开来，将赤色分子的抵抗中心一一粉碎。“斯巴达克斯团”的领导人，包括身材娇小的“红色玫瑰”罗莎·卢森堡在内，被捕并惨遭杀害。

在“红色玫瑰”死后４天，新共和国举行了首次全国选举。那天是星期天，天气晴朗而寒冷。自德国有史以来，妇女首次被允许参加选举，在３，５００万选民中，３，０００万人为国民议会的４２３名候选人投了票。结果虽令人惊奇，但在预料之中。表面上假装不要，实则希望霍亨佐伦卷土重来的两个右派政党，得到了约１５％的席位；赞同实行共和的两个中间派政党，与埃尔伯特的“社会主义多数派”一样，得了４０％的席位；极左派“独立社会主义者”仅得席位７％。选举的结果，既是反革命的胜利，也是赞成共和的胜利。它注定是社交性质的。

因为刀枪林立的柏林不安全，首都西南１５０英里外的魏玛便成了国民议会的所在地。这个选择有文化上的原因，也有地理上的原因，因为魏玛是歌德、席勒和李斯特的故乡。２月６日，国民议会在新国立剧院举行会议。会议没有霍亨佐伦王朝开会的那种豪华气派和仪式。没有乐队，没有马队，也没有耀眼的制服。

５天后，一个工作政府成立了，埃尔伯特凭多数选票被任命为帝国的第一任总统。他任命了一个总理大臣，由总理大臣组阁，由意志坚强的诺斯克（他称自己为“警犬”出任国防大臣——这是最有意义的选择。这意味着“自由兵团”在魏玛共和国的支持下，将开始活动并继续保卫国家，不致使它赤化和产生暴乱。

（７）巴伐利亚人讨厌普鲁士人及其一切事物，这是个传统。因此，慕尼黑对魏玛所发生的一切，大都置之不理。对埃尔伯特政权企图在全德国建立民主的尝试，慕尼黑市一个世人尚未认识的知识界领导人奥斯瓦尔德·史本格勒嗤之以鼻。

１９１８年春，这个既厌世又厌恶女人孤单而又贫困的光棍，终于出版了《西方的衰落》一书的第一卷。书篇虽尚未出来，但书已在全德国产生了影响。“与１７８９年的法国人一样，在不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