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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台北，淮军聂士成部850人也在后山卑陆登陆。援兵的到来，给主张收复基隆的将领官员们增添了信心。4月3日，王诗正擅率大队人马远离阵地寻求决战，企图一举克复失地。但这时法军作战部队已增至3000余人。他们以杜塞斯雷率法军新锐力量1000余人，配属重炮从八斗登陆，突袭月眉山清军阵地。而守军在月眉山、深塽坑17里宽的防御正面上，仅有1400余人分守要卡。前线指挥官曹志忠一面集中700人坚守戏台山，一面飞书向刘铭传告急。5日晨，法军2000人由枕头山、竹蒿山、龙潭堵三路进逼月眉山，清宰伤亡甚众。月眉山顶阵地失守，余部退往基隆河南岸。

夜里，刘铭传急率聂土成部400余人驰赴六堵，扼守台北大道，才使战局稳定下来。16日，法军派工兵数百人架桥开道，试图向河南发展，遭到清军阻击。此后战事遂成胶着状态。

3月24日，清军老将冯子材在中越边境取得了镇南关大捷，促使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并匆匆结束战争。法国侵略军陆续从中国领土上撤走。

＇编辑本段＇台湾防务建设

中法战争结束以后，刘铭传认为台湾是东南7省的门户，需要认真加强防务。他确定了台湾防务建设的原则：以澎湖为前沿，台北为重点。依靠近代化的武器装备和工事。建立独立防御体系，为此，他先后做了四件大事：兴办军器局和军械所，兴筑新式炮台，加强澎湖防务和整顿台湾军制。

台湾孤悬海外，军械全靠大陆供应，一旦敌国封海。难以持久坚守。刘铭传鉴于中法战争中的深刻教训，于1885年7月在台北府城北门外大稻埕建立了军械机器局。后来又在府城偏西地方设立一个军械所。另外，还设立水雷局和水雷营，负责管理和布设水雷。

炮台是海口防御的关键设施。1885年8月，刘铭传下令在台湾各主要海口砌筑坚固的新式炮台，安装新式大炮。到1888年7月，已筑成炮台10座。次年，将31尊阿姆斯特朗后膛岸防炮安置在各新筑的炮台上，加上各种型号的碰雷、沉雷，有效地加强了台湾各主要海口的防卫力量，

刘铭传认为澎湖不独为全台之门户，亦为南北洋之关键，欲守台湾，必先守澎湖，欲保南北洋，亦必先保澎湖。他打算建设一支海军，控制近海制海权，增加台、澎防御能力。因清政府财政拮据，这一建议无法付诸实施。于是，只得以加强岸防能力来弥补：他下令在澎湖修建新式炮台4座，配备17尊阿姆斯特朗后膛大炮，又把澎湖驻军指挥官提升到总兵级，派骁将吴宏洛率3营水师进扎，联络炮台，以助防御，并将唯一的“海镜”号兵舰专拨澎湖调遣。

在加强海防的同时，刘铭传还将台湾的陆营裁汰，整编成35营，全部改用洋枪，仿照欧洲方式进行训练，严格考核制度。台湾的团练也改为常设，设团练总局于台北，各府、县、厅设分局，各乡设团，使之平时维持治安，战时佐助官军御敌。

此外，刘铭传还在台湾铺设铁路，架设电线，发展工商种植送输诸业，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也为防务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抱恨终天

1891年6月4日，刘铭传在外国列强与中国封建顽固势力的共同排挤下，离开台湾，被迫辞职返乡。

刘铭传二次隐居之后，仍时时牵挂国防大事，尤其担心日本的侵略扩张。退隐之初，他多次上书李鸿章，请他转告朝廷，对日本为患要多加提防，特别是要加强海军建设。1894年，日本侵略军挑起了中日战争。一些清廷官员考虑到刘铭传系淮军宿将，对日本情况研究颇深，交章奏请起用刘铭传指挥抗日军务，遭到光绪皇帝的师父翁同鲧的阻拦，仅向他询问战守之策。刘铭传亟盼清廷能够重新起用他，驰骋沙场，抗击日军。他立刻复信李鸿章，建议练兵407，一半分屯沿海，一半扼守鸭绿江。不同日军在朝鲜争一城一池，重点保卫东北三省，不使日军越江，而后观敌破绽，相机行事。这一颇为清醒的用兵方略也并未为朝廷所重视。1895年4月17日，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签定，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这不啻给刘铭传当头一棒。他忧思郁结，旧病增剧。11月下旬，台湾军民抗日斗争失败，日本侵略军占领台湾全部土地。消息传来，刘铭传顿时昏厥过去。

1896年1月12日，刘铭传去世。作为一名有爱国心的沙场老将，最令他抱恨终天的是：不能驰赴疆场，抗击日寇，而是眼睁睁看着多年呕心沥血建设的台湾宝岛被拱手割予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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