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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说服力呢？

说到头，我在这儿已经看到过不少德国人的残暴行为了。我看到过一名党卫军士兵用棍子把一个老妇人打得跪倒在雪地里，只不过因为她在叫卖香烟头的时候给他逮住了。我听说过孩子们因为偷了食物，在小堡里给活活吊死。还有就是那次人口普查。三星期前，党卫军把犹太区的全体居民押到田野里去，在凛冽的寒风中把我们点了一遍又一遍，时间长达十二小时，而且在那个下雨的夜晚竟让四万多人在露天里站着。在那一大群饥寒交迫的人中，传播着谣言说，他们将在黑暗中用机枪把我们全部打死。于是许多人朝着城门蜂拥奔逃。娜塔丽和我避开了人流，平安归来，可是我们听说第二天早上田野里满是被踏死的老人和孩子雨打雪盖的尸体。

然而，这一切都没使我看清事实。我和艾克曼的会面，却使我看清了。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想，这是由于那个最最古老的心理上的事实；一个人实际上无法感觉到另一个人的苦难。更坏的是，让我在我的一生中至少有一次面对这个赤裸裸的事实吧：旁人的苦难反而会使人感到庆幸，感到宽慰，因为他自己逃过了这种苦难。

艾克曼不是一个低三下四的警察畜生。他也不是一个平庸的官僚，尽管要扮演这么一个角色时，他会扮演得十分出色。这个讲求实效的柏林官员跟那个夸夸其谈的疯子希特勒比起来，是一个更为可怕的人物。这种人物经常出没在二十世纪，促成了两次战争。他是一个有理性、有识见、生气勃勃、甚至和蔼可亲的家伙。他是我们中的一员，是西方的一个文明人。然而转瞬之间，他可以下令对一个身体衰弱的老人干出可怕的暴行来，自己还安详地拍手旁观；再一转眼，他的态度又可以重新变得彬彬有礼，象欧洲人那样，一点儿也不感到这么做是反复无常，甚至对于那个无法理解人性这一表现的受害者的狼狈相，还要报以讥讽的冷笑。象希特勒一样，他也是个奥地利人。象他一样，在这个可怕的世纪里，他也是典型的德国人。

这个不容易懂的真理我总算弄明白了。然而无论如何，我到死都不愿意谴责整个民族。在这件事上，我们犹太人已经受够了。我会想起那个历史学家卡尔。弗里施，他从海德尔堡到耶鲁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德国人，一个极富于幽默感的温和、开明、渊博的人。我会想起二十年代里柏林艺术和思潮蓬蓬勃勃的惊人发展。我还会想起赫格谢默一家人，我在慕尼黑的时候在他们家住了六个月，他们是第一流的好人——这点我可以发誓——在一个反犹主义在政治上甚嚣尘上的时候，他们都一点儿没反犹的色彩。这样的德国人还是有的，而且不在少数。一定就是他们创造了德国的美，以及德国的艺术、哲学和科学：这些才是所谓“德国文化”，是远在它成为一个被诅咒的、恐怖的名词之前，就被创造出来的。

我不理解德国人。　阿提拉、阿拉力克、成吉思汗、塔马兰在狂热的开疆拓土中消灭了所有反抗他们的人。在世界大战期间，穆斯林土耳其人屠杀了基督徒亚美尼亚人，可是亚美尼亚人当时投靠了敌人沙皇俄罗斯，而且这是在小亚细亚发生的。

德国人是基督教欧洲的一部分。犹太人曾经热情地信奉和丰富了德国的文化、艺术和科学。在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犹太人对德皇的盲目忠诚是有案可查的。不，这样的事是空前的。我们陷进了一个神秘的、巨大的历史进程里，一个新纪元行将诞生时的难熬痛苦之中。正如同一神教和基督教初生时那样，我们注定得呆在这场大变动的中心，首当其冲地遭受磨难。

我一生中在学术上持有的不可知论的人道主义观点实在非常好。我写的有关基督教的书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的。但是总的说来，我还是在奔波中度过了一生。现在，我才转过身站定了。我是一个犹太人。有句市井俚语说得好：“那个人所需要的，就是对他屁股上猛踢一脚。”这句话好象说中了我一生的经历。

班瑞尔。杰斯特罗在布拉格。

我所知道的几乎就只有这一点：他从一个集中营逃脱之后，就在那儿搞地下工作。他通过一个把布拉格和特莱西恩施塔特连接起来的共产党联络网，捎了口信给我。为了证明确实是他本人，他用了一句希伯来短语，这句短语到了非犹太人的口中几乎无法辨别出（捷克宪兵队就是主要的联络员）。然而，我还是猜出了它的意思：azak，emats，就是：“要坚强，要有勇气。”

我这个堂弟，这个有钢铁般意志、善于随机应变的人，居然还活着，就在附近，并且还知道我被囚禁在这儿，这真是令人吃惊的。但是德国人在欧洲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