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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仍旧需要加强警戒，这一切都是日常应做的工作。谁也没想到，要去依靠一个讨人喜欢的美国犹太女人，战败后好用她当护身符。娜塔丽的护照可以作为一种精神安慰，但它只不过是一张废纸罢了。

车上的情形越来越糟。第二天，那些病得厉害的人在他们躺着、站着或坐着的地方一个个地死去。第三天，天刚亮一会儿，娜塔丽身边一个发高烧的小姑娘开始抽搐，扭动身体，挥着手，接着就僵硬不动了。没地方可以安放尸体，于是死了小姑娘的母亲悲悲切切，把尸体紧搂在怀里，仿佛它还是活着似的。孩子脸皮发青，闭着的眼睛凹陷下去，下巴搭拉着。　过了大约一小时，一只脚抵着娜塔丽的那个老妇人口里吐血，一边喘气一边发出咯咯咯的响声，接着就在她墙跟前那块地上一骨碌倒下了。那个不知疲劳、一直在车上挤来挤去、设法救护别人的捷克护士，这时也没法起死回生。另一个人抢占了墙跟前那块地方。

老妇人躺在那儿，身上耸起着她那件短大衣。一条皮包骨的腿伸在外面，腿上还套着毛线袜，系着绿色袜带，后来娜塔丽把它推到大衣遮盖着的地方，一面硬着心去想从前的另一些事，竭力克制自己的恐怖。但这样做并不是容易的。火车颠簸着向东行进，发出卡哒卡哒的响声，这时候粪臭中夹杂着那股死人的气味越发难闻了。党卫军把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病人都塞在车子的另一头，那里大概已有十五个人死了。　被遣送的人已经完全麻木，都在窒息的臭气中打吨，或者茫然地瞪着什么。

车刹住了。

什么人在外面粗声粗气地嚷嚷。铃声响了。火车猛地向后一退，接着又是向前移动一下，这是在调换机车头。它停下了。打开了车门，以便将那两个臭气腾腾的尿桶倒干净。阳光和新鲜空气就好象是一阵音乐声涌进来。捷克护士装满了她的那一桶水。列车长告诉送水来的党卫军，说有几具死尸，党卫军喊道：“好呀，算他们走运！”他拉上了车门，咯哒一声把它锁上了。

火车再开动时，沿途闪过去的车站已是波兰。地名。这时候听到车上的人大声谈到“奥斯威辛”。娜塔丽旁边的一对波兰夫妇说，车正在一直开往奥斯威辛。　奥斯威辛好象是一块大磁石，正把这列车吸引过去。有时候，路线好象转了方向，于是大伙都精神振奋，但是过不一会儿，它总是又向奥斯威辛那面折转过去——向那几个维也纳妇女管它叫奥斯赫维兹的地方折转过去。

这时候，娜塔丽已经坐了七十二小时了。她那支撑着身体的胳膊已被磨破，鲜血染污了她的衣服。她已经不觉得饥饿。口渴痛苦地折磨着她，使她忘了其他感觉。自从离开了特莱西恩施塔特，她只喝过两杯水。她嘴里干燥得好象是一直在吞咽灰土。捷克护士把水分给那些更需要的人：儿童、病人、老年人、垂死的人。娜塔丽老是想念美国的冷饮，想念自己喝那些冷饮的时间与地点：在杂货铺里喝冰淇淋苏打，在中学舞会上喝可口可乐，在大学里举行野餐时喝冰啤酒，喝厨房里自来水龙头里的水，喝办公室里冷却器里的水，在阿迪龙达克可以看到群鱼出游的地方喝棕色石潭里冷冽的水，在打完网球洗冷淋浴时喝双手捧着的水。但是，她非得驱散这些想象不可。它们要使她发狂了。

车刹住了。

她望出去，看见一片片农田和树林，一个村落，一座木头建筑的教堂。几个穿灰绿色制服的党卫军在外面走过去，他们伸直了腿，吸着她可以闻到气味的雪茄，说着一口德语，亲切地聊天。从一间离铁路不远的农舍里，走过来一个男人，留着络腮胡子，穿着皮靴和泥污的衣服，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口袋。他摘下帽子，向一个党卫军军官说几句什么，军官冷笑了笑，轻蔑地向这列火车做了个手势。不一会儿，车门拉开了，那大包东西从空隙中扔进来，车门又关上了。

“苹果！苹果！”令人快乐得难以相信的话，象歌声传遍了整节车厢。

这位好心肠的善人是谁呀，这个满身泥污、留着络腮胡子的人是谁呀：他怎么会知道这列静悄悄的火车里关的是犹太人，对他们发J‘善心？谁也没法回答这些问题。　被遣送的人站起了身，眼睛里闪出亮光，消瘦的脸上露出痛苦、急切的神情。一些人开始张罗，把苹果递到那些伸出去攫取的手里。火车开了。一下子牵动，娜塔丽麻木的腿站立不稳。她只好去拉那个分发苹果的人。那个人朝她瞪了一眼，但接着就大笑起来。原来他是造幼儿园的那个监工。“站稳了，娜塔丽！”他在袋里一阵掏，给了她一只绿油油的大苹果。

娜塔丽咬出了第一口苹果汁，她已经涸竭的唾液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