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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爷爷那一辈儿。

第十二章　我们都来自农村（4）

也就是此时，我忽然搞懂了严仁杰为什么对“你也会在外面成家吗？”这个问题笑而不答。

我猜，他内心里的潜台词大概是──

“我本人是不会再回那座江心岛成家定居了，因为那座小岛即使不被洪水淹没，也会被年轻一代遗弃，但我永远会在梦中重返故乡，因为我知道我究竟来自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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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回中国之前，我还记得，那天和FT中文网主编张力奋讨论采写《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题目时，力奋很兴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民工潮，大概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意义和影响都难以估量，我们的读者会感兴趣的。”我却有些为难：这么大的题目，我能驾驭得了吗？我离开中国已经十五年，短短一个月的实地采访，我就能理顺这场持续了近三十年的巨大社会变迁的前因后果和走势脉络吗？我一直在城市生活，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动物”，随便找几个农民工，我就能理解中国进城农民的喜怒哀乐、欲望追求吗？力奋似乎看出了我的犹豫。“不要勉强，”他对我说，“你没有激情、没有自信的题目，我不会强迫你写的。你完全可以换一个你更有把握的题目。”“让我想几天，再给你回话吧。”我说。几天以后，我找到力奋：“让我试试吧。”我没有另选一个“更有把握的题目”，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是难以抗拒这个题目对我的诱惑。虽然我从小在城市里长大，但我的一生都与中国农村有着某种牵连，与中国农民有着某种瓜葛；离开中国的这些年，我也一直通过阅读中国报刊和网站，关注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农民工问题；每次回中国，我都有意无意地接触过许多进城农民，也常与熟人探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事实上，由于农民工遍布中国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在中国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你想躲开这些人、这些事都很难，即使是偶尔去中国观光的外国游客，都能说出几件有关中国进城农民的趣闻轶事，更何况我这个自信“根”还在中国、并且常回中国采访、探亲的海外华人了。所以，我不能说，中国城市化进程对我没有任何影响、任何冲击。但被动的影响和冲击，也不能保证我能全面把握和充分理解这场巨大社会变迁的全部过程和深刻意义。我该怎么办呢？经过给力奋“回话”前那几天的苦思冥想，我至少理清了我该如何处理这个题材的“战略思路”。首先，我应该大幅度降低由我自己“全面把握”和“充分理解”这场巨大社会变迁的野心或目标。中国最新这一波城市化进程，已经持续了近三十年，中国国内对此描述或解读的文字已有很多，其生动性和深刻性，绝非我这样的海外旁观者所能企及，我最多只能以“远观者”的身份，去中国实地感受一下，面对这场在外人看来如同幕布之后上演的大戏，如果我足够幸运的话，不妨揭其一角，“近瞧”一把，也算是为中国国内读者提供一份“局外人”独特的“观后感”。其次，我应该把“全面把握”和“充分理解”的任务“甩”给“局内人”：尽量利用中国境内专家、学者的深邃洞察力，来解读这场举世罕见的人口迁徙潮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含义。如今，在中国法律出版社出版此书之际，感谢法律出版社的同仁和责编韩满春，同时衷心地向曾经接受我们采访、约稿的农民工、企业家、学生、专家、学者和官员表示谢意。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魏城

2007年10月1日深夜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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