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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这个题目可能引起的联想。恰好20年前，台湾作家柏杨出版了那本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这本书，龙应台的《野火集》，李敖60年代的“全盘西化论”，还有政论片《###》是最令人难忘的声音。思想的流动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前三位都是台湾作家，他们对于台湾社会的批评却在隔绝了30年的中国大陆引发了更广阔的共鸣，现在看来《###》像是“文革”语体和情绪化的产物，却激起了整个社会的热情辩论，并成为8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它们的本质是一致的，柏杨和龙应台对于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那些令人生厌细节的批评，与李敖和《###》对华夏文明本身的否定，都是探寻中国民族性与传统的努力。

这股思潮足以追寻到19世纪末，在日益加深的外来挑战面前，中国人发现自身的一切都可疑，不管是儒家伦理、政治制度还是随地吐痰。80年代中国再度兴起的对传统的批评，像是“五四”时期的延续，台湾正处在漫长的蒋家王朝的晚期，而中国大陆则刚经历从反右到“文革”的一连串政治运动，在经过30年不同的政治、社会制度的实验，告别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之后，却发现中国人依旧是那样一盘散沙，冷漠、容易嫉妒、敌视新事物……就像龙应台日后感慨地说，她依旧在呼吁着梁启超100年前的呼吁。

在肖知兴智力成熟的90年代，中国依旧像70年前一样，对来自西方世界的观念、物质如饥似渴、充满迷信，只不过伯特兰·罗素、泰戈尔，换成了杰克·韦尔奇和迈克·波特，科学与民主演变成利润和市场份额。肖知兴在枫丹白露的INSEAD学习管理知识，就像20年代的知识青年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一样，是各自时代的知识风尚。

我是对着紫竹院的湖水阅读《中国为什么组织不起来》的，它给我带来了意外的欣喜。一方面，对于中国人的特性探讨早已不是知识分子热衷的话题，这个题目显得熟悉而陌生；另一方面，我对于管理学著作的胃口早已败坏，机场书店里排列着的那些设计丑陋、语调粗俗的作品，那些一脸唯利是图的推销员模样的人在电视里声嘶力竭地宣讲“中国式管理”、“砍掉成本”、“狼性总经理”，管理学被庸俗化为消化不良的西方概念、小商小贩式的精明与权谋斗争的结合体，每一家大小不等的公司都像是雍正王朝的一个缩影。甚至中国的商学院，看起来都普遍不像学术机构，更像是一个推销机构，它的领导人所关注的不是创造一流的学术理念，而是如何让更多的企业家交纳昂贵的学费加入其中。

出人意料的是，肖知兴自觉地将自己置于一个更漫长和广阔的传统之中。管理学像从前的哲学、文学、物理学一样，是中国人理解自身困境的某种角度。梁启超一代会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忧心忡忡，担心她彻底沦为强权的殖民地。而肖知兴这一代人则看到了一件在纽约售价120美元的Hugo　Boss衬衫，中国辛辛苦苦的制造商只拿到了12美元；看到了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六大经济体，却没有相应的世界级公司出现；看到在2004年全球个人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587人中有39名华人，但华人公司在全球最大的500家企业的名单中却少有出现……

在商业竞争主导的新世界里，中国为什么没能缔造富有竞争力的组织？肖知兴或许借用了“核心竞争力”、“组织惯例”这些新名词，但情怀与思维却是和“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和70年前一样，我们面临的根本挑战仍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这个传统中充满了令人唾弃的东西，从鲁迅到柏杨，国民性的弱点一直是最激进的知识分子批判的对象。但一代代中国人经过种种尝试与挫折最终承认，我们不可能变成别人，不管我们怎样流畅地使用法语、行为像个英国绅士、在美国股票市场上市，最让我们舒服的仍是我们自己的语言、习惯和生活态度，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中国人的血。同样，如果我们试图建立起强大的商业组织，从传统中获取力量并为其赋予新的意义仍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资源。令肖知兴感慨的是，今日中国的商业组织的中大多数，要么试图复制西方理论和技术，要么是中国传统家族与政治生活的延续，它们未能将新知识融入到传统中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从100多年前的洋务运动至今，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技术上的模仿与学习，却没有着力于创造新的精神资源。

未完成的探寻（2）

但这种新的精神资源到底是什么？在圆明园的那次谈论中，我们都未寻找到答案。但探寻本身对于中国社会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