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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心渴望说出他那样的警句：“就像我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带着婴儿时期的瞬间印象一样，我身上也一直存留着古老印度的梦幻记忆，它来自于延续至我童年时代的家庭仪规，它为我勾勒出一个已经全然消失的世界。”

每一个作家总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腔调，就像画家寻找色彩，或是音乐家寻求旋律一样。我期待能够寻找到一种独特的腔调来谈论自己的国家，神态超然却又充满温情。但是，在几次尝试之后，我的那种刻意的从容不迫总是不由自主地滑向了粗暴和刻薄。

我生活的国家，有太多令人不尽人意的东西。像很多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仅仅为了维持一份体面的日常生活，大多数人的精力与时间就被消耗殆尽。因为一份长久的专制遗产和文化束缚，我们的国民性格中也保留了令人不悦的一面。像印度这样的古老文明一样，今天的中国也是叠缩的历史，你可以轻易地在其中找出前现代的痕迹与后现代的碎片，这些拼贴在一起的碎片所造成的刺眼、刺耳的不和谐随处可见，泛起的沉渣经常和新的时尚联系在一起，那种本质上的单调是以人们颂扬的多元化出现的。

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位作家既容易丧失立场，奋不顾身地加入某种狂欢之中，他掌握了符号工具，可以为语言泡沫增加新的色彩，为正在进行的现实生活赋予合法性，借此获取他所需要的社会承认；他也可能变得愤世嫉俗，他可以轻易地寻找到各种批评的目标，并为自己声音的无力感而愤愤不平。

中国社会是如此复杂，我给不出系统化的分析，当然也不相信有一揽子的解决方案。每一个行业的人都倾向于夸大自身的重要性，政治人物会说政治决策是核心，企业家会说是商业行为真正推动了社会进步，而一个知识分子会说，还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重要的呢。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群体的声音会更响亮或更微弱。但是，社会的进步必须借助不同力量在各自方向上共同的努力，社会的不安与躁动，不是来自落后，而是缘自不同力量间的失衡，缘自我们以一种统一的价值观念来衡量如此复杂的社会。

语言是一个作家面对世界的主要工具，我怀疑我的写作总是不由自主地滑向极端情绪，多少与我整个少年时代的语言教育相关。因为所有的课目都带有某种意识形态色彩，它的价值观是被明确界定不容质疑的，所以，那些可能揭示真相的细节、逻辑感经常被忽略，我们可以使用的词汇是如此之少，当描述人的笑容时，我们总是用“灿烂”，在比喻祖国时，我们总是用“母亲”。这种语言方式，要么和一种冷冰冰的缺乏感情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要么和一种空洞的情感夸张地联系在一起，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的主持人是前一种，而《春节联欢晚会》的主持人则是后一种，他们在每一个庆祝仪式上的煽情作风，经常令我想起了卡夫卡的名言：“情感的枯燥掩藏在热情洋溢的风格背后。”

当我们都开始觉得这种语言的单调性时，一种新的语言革新在1990年代开始了。这种语言形态的基调是嘲讽、玩世不恭，人们似乎突然寻找到一个有力武器，拼命解构一切昔日的“严肃”与“不容质疑”，流传在餐桌上的、手机短信上的那些短语与笑话从另一个侧面释放了中国人的创造性。但嘲讽与解构，令人愉快，却难以维继，因为被解构对象早已奄奄一息，而且解构造出一个单调的对象，并不能创造出丰富的色彩，反而衍生出一种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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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革新（2）

我们的语言变成了今天的状态，翻开当日的报纸，打开最受欢迎的互联网门户网站，陈旧口号式的表达仍四处蔓延，既有“广电总局：法制报道严防追求刺激和娱乐化倾向”，“马英九称若遭起诉将请辞###心情大好”这样的标题，也有“何洁：学会感恩，我活着回来了”、“怎样把自己打造成一款经典女人”这样的所谓新型表达。它们令人想起普利策、赫斯特的黄色报业时代，空洞的危言耸听和低级的煽情主义结合到了一起。

不停的批评，不是对抗这种倾向的真正有效手段。我为自己失去幽默感而不安，是因为愤世嫉俗的批判，在本质和我所批判的对象是相同的——我们都是一种单调思维、单调语言的受害者。这两者都在纵容自己的某种情感或偏见过度膨胀，而不理会社会的真相。

几天前，我读到马斯洛的那个精彩比喻，这位伟大的心理学家说，如果说弗洛伊德发现了人类的地下室——在他兴起的研究中，心理学家们研究病人、失常的人、病态和恶习，那么他就期待研究人类的阁楼——“揭示人类的潜力、美德、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