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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催化剂，协助周遭的传统农业社会加快蜕变的步伐……它们会成为集散地，不光是集散发达国家制造的精细产品，更重要的是也能传播社会价值观、纪律、技术和专门知识”。10年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学习新加坡经验，而香港则是中国改革最重要的资金与观念的来源。

一觉醒来的上海，却在这场竞争中落后了，她曾经夸耀自己是远东的巴黎与纽约，从东京到马尼拉到雅加达都在追寻她的风尚，但现在，却想知道香港流行什么。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400万人口的新加坡却是10亿人的中国的摹仿对象——创造经济增长，并保持封闭政治与社会稳定。

“中国没有世界级的品牌”的讨论似乎轻易地就和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牵扯到了一起。中国游客在新加坡的声誉不佳，一年前的《海峡时报》创造了“丑陋的中国游客”一词，因为经济奇迹而涌来的中国游客的一些习惯令本地人难以忍受，他们随地吐痰、在公共场合嗓门大、不守秩序、卫生习惯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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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记（2）

于是，我们三个在新加坡河旁的话题似乎又回到了100年前的年轻知识分子争论不休的老问题上：中国人如何变得更富组织性，如何创造一个健康的社会？作为单独的个人，中国人可以成为杰出人物，夸耀自己是最聪明的人，但中国人却很少能够缔造具有扩张性和生命力的组织，商业公司不过是诸多组织形态中的一种。

新加坡是一个好的榜样吗？19世纪的那些为了躲避清帝国崩溃而带来的社会动荡的福建与广东人逃到此地，他们的后代构成了今日新加坡人的主体，创造了今日的经济奇迹，李光耀正是客家人的后代。这的确是世界上最干净、有秩序的城市之一，夜晚从机场到市区，在柔和的光线下，新加坡像是个漂亮的盆景。但谁都知道，新加坡人进行了一场浮士德式的交易。直到几年前，在这里买一包口香糖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政治权利与它的物质成就不相匹配，李光耀甚至说，如果这世上有保姆国家，我们很高兴是其中之一。在漫长的繁荣岁月里，香港也是如此，权力交给英国人，华人专心赚取利润。

前往新加坡之前，我正在上海。这座一心要寻回昔日的荣耀的城市最热门的话题是“好男儿”的评选和一桩牵扯政府官员的腐败案。上海既缺乏新加坡的高效、清廉的行政力量，又没有香港商业环境中的自由竞争的能量。今天的中国人，在进行着那场浮士德式的交易，他们经常抱怨的是，即使他们已经接受这笔交易，却仍没有一个稳定环境来安心完成这笔交易，不断有人赤裸裸地窃取他们的成果。“没有权力和关系，生意实在太难做了”，管沣抱怨说。他在国内的创业故事没有成为纳斯达克的中国概念股，他越来越不相信斯蒂夫·乔布斯式的传奇会发生在中国。他喜欢新加坡，即使这里生活沉闷、充满规矩与禁忌，但是，他觉得这里安全，一切可以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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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澳门！（1）

在香港的港澳码头买上一张171港元的船票，乘坐“喷射飞航”的快船，一个小时后，澳门到了。我的座位不临窗，看不到岸边的信德中心。那两幢双子塔式的方型大厦，被红色钢条在顶部、中间以及底部加以分隔。那醒目的红色，是前往澳门的游客们第一个难忘的记忆，尤其是在夕阳西下时，整个维多利亚港被笼罩在难得的诗意里，信德中心的红色镶边，像是超现实画家的一笔。

“喷射飞航”是澳门日益繁荣的表征之一，人群正源源不断地涌来。老香港人会回忆起，坐着小船、吹着南中国海的海风，花上6个小时，从香港摇摇晃晃到澳门的景象，而现在，只需要坐在封闭的船舱里看上一小时娱乐节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澳门像是香港人的后花园，如果厌倦了中环那种令人过份紧张的竞争空气，铜锣湾那种令人窒息的拥挤，或不满于跑马场不够刺激的赌博形态，澳门都是个绝佳的选择。澳门的节奏缓慢，消费低廉，而且充满着赤裸裸的感官刺激，除去赌场，香港的《苹果日报》还刊登着澳门应召女郎的信息，她们的照片、昵称、三围、价目表一应俱全。

在一些危机时刻，澳门也是香港人的避风港。被视作赌王的何鸿燊，在日本人1941—1945年占据香港期间，躲避到了澳门，并在此开始了自己的冒险生涯。而在香港1967年陷入骚乱时，澳门又成为一大批香港富人的避风港。

澳门始终生活在香港的阴影之中，尽管澳门的殖民历史漫长得多，但在香港成为亚洲之都的70年代，澳门仍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