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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这里有很多从路上带过来的蚂蝗。睡之前要好好检查一下床，被单和睡袋。

她说，现在才感觉头发有些发麻。她用手背擦去额头上的血，神情自若，已经对这软体动物习以为常。

她在自己的睡袋里躺下来。熄灭了手电筒。一个小时之后。在暗中听到隔壁木门吱咯吱咯推开的声音。手电的光圈上上下下地晃动。他从军营中回来。他在黑暗中脱掉衣服，睡在简陋的木板床上。轻声询问，为何你还未入睡。身体有不舒服吗？

她说，没有。

他说，我担心你。以后的路，恐怕只会越来越难走。

她说，我觉得走路使人变得单纯而且强壮。穿行在峡谷高山之中，使人觉得自己仿佛是未带着王冠的国王。如果我们抵达峡谷，再次出山，希望即使走入茫茫人海，也会如同穿过无人之境。

他说，能对我谈谈你的写作吗。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写作了。在国外，一个职业作家的定义是，只依靠版税收入来生活。这是一件很有荣誉的事情。但在中国，没有职业作家。很多作家都在做着其他职业，所以有些人写作的动机并不单纯。他们把写作当作晋升或获取权势的阶梯。作家变成了官僚。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专业的写作者。每年写一本书，做到用版税维持简单生活，只写真诚有效的作品。我的出版商对我说过，如果你每年写三本书，或者三年写一本书，你都可能写不下去。每年一本书，你就可以一直写下去。因为你的工作将是有序而专业的。但我现在停止写作已经两年。现在我是一个休息的人。

他说，为什么不写了。

她说，觉得生活里似乎应该有更重要的事情。虽然我还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但我必须要先放下写作，观察一下它是否会逐渐浮现或自动出现。

他说，你喜欢写作吗。

她说，喜欢。它带来自由。虽然这也是一种被沉痛的力量压抑住的自由。我从来没有见过比写作更为孤立的事情。那也许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孤立的写作者。我一直不知道这种孤立原来是骄傲的。它是我自己的事情。

他说，我从来不写作。

她说，很多人都不写作，他们只是放弃了一种深入自己内心的可能性，但也许觉得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不用对此发出疑问。写作与此相反。它始终要带着疑问和对抗进行。

他说，你有爱过别人吗。

她说，我能爱上任何一个男子。因为我觉得到了最后，任何一个恋爱，其实是在与自己恋爱。那个男子是谁，似乎并不重要。他们是工具，是介质，是载体。他们是一个事件，不是我的信念。

我不觉得这个城市里能够有爱情。人们已经习惯把感情放置得很安全：掌握完全的控制权。不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内心。不表达对彼此的需要。不主动，也不拒绝。他们只相信自控自发的绝对行动。相信现金。相信时间。如果有什么东西要以贸然的姿态靠近，那么将会被义无反顾一脚踢开。

她说，我们不会知道对方都曾经经历过一些什么。就仿佛宋，他不会知道我曾经面对过怎样的男子，或者说面对过怎样的自己。

她说，我六岁的时候，在一户郊外人家里寄养，因为就读的学校是设置在附近废弃祠堂里的小学。寄养家庭，有两个女儿。其中的一个小女儿，比我大三岁，童年贪玩，被轧稻机削去了左臂手肘以下的部分。我们两个人晚上睡在一起。她喜欢让我抚摸左臂皮肉愈合之后的部位。

没有小臂，没有手。从肩部拖延下来的残臂，像一段被砍去巨大花冠之后向日葵粗枝，孤立无援。我用手指轻轻地包裹和摩擦那一处圆形愈合创面。她侧过脸去不露声色，却发出如同呻吟的呼吸。仿佛这抚摸在彻底地抹去曾经两臂健全的记忆。然后，突然之间，她爆发焦躁，开始与我激烈争吵，并扭打在一起。

有一次追赶到楼梯口，她的身体不能控制平衡，从楼梯上直摔下去，跌落在楼梯底处的木地板上。残臂软绵绵地耷拉，没有受到任何损伤，与她用力支撑的右手及被擦破出血的右臂形成鲜明对比。我看着她的手臂，觉得害怕。跨过她的身体，打开门，飞快跑了出去。用力抡动双臂，感觉自己跑得多么坚定有力。就像一只鸟儿一样，马上就要飞起来。

她说，后来我知道，必须接受生命里注定残缺和难以如愿的部分。要接受那些被禁忌的不能见到光明的东西。在这个世间。有一些无法抵达的地方，无法靠近的人，无法完成的事情，无法占有的感情，无法修复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