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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躺在棺木中，蜡黄的面孔似乎没有经过化妆。只有少数要送葬到墓地的人陪着哀伤的台静农先生谈论黎先生的事迹。”

“黎先生就这样走了，平日里他埋头写作，不求闻达；死了以后仍然是冷冷静静地走上他最后一段路程。”

“晚报报道黎先生卧病的消息以后，曾经有些机关派人前往黎府送钱，但深知黎先生为人的黎太太怎样说也不接受。我觉得这正是黎先生‘不多取一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风范。”

怀念烈文（3）

我仿佛也参加了老朋友的葬礼，我仿佛看见他“冷冷静静地走上他最后一段路程”。长时期的分离并不曾在我们之间划一道沟，一直到死他还是我所认识的黎烈文。

“埋头写作，不求闻达”，这是他从福建的那段生活中、从到台湾初期碰钉子的生活中得到的一点教训吧，我起初是这样想的，但接着我便想起来：三十年代在上海他不也就是这样吗？那么我可以这样说吧：有一段时期他丢开了写作，结果他得到了惩罚。但最后二十几年中他是忠于自己的，因此在他工作过的地方出现了许多“从黎先生那里直接间接获得很多东西的文化界人士。”

用不着我替死者摘帽，用不着我替他揩拭污泥，泥水四溅、帽子乱飞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的了。那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就让它给扔到火里去吧。在那种时候给戴上一顶“反动”的帽子是不幸的事，但是不给戴上帽子也不见得就是幸运。一九五七年我不曾给戴上“右派”帽子，却写了一些自己感到脸红的反“右”文章，并没有人强迫我写，但是阵线分明，有人一再约稿，怎么可以拒绝！“文革”期间我靠边早，没有资格批判别人，因此今天欠债较少。当然现在还有另一种人，今天指东，明天指西，今年当面训斥，明年点头微笑，仿佛他一贯正确，好像他说话从不算数。人说“盖棺论定”，如今连这句古话也没有人相信了。有的人多年的沉冤得到昭雪，可是骨头却不知道给抛到了什么地方；有的人的骨灰盒庄严地放在八宝山公墓，但在群众的心目中他却是无恶不作的坏人。我不断地解剖自己，也不断地观察别人，我意外地发现有些年轻人比我悲观，在他们的脑子里戴帽或摘帽、溅不溅污泥都是一样。再没有比“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更可悲的了！

我不能不想起那位在遥远地方死去的亡友。我没有向他的遗体告别，但是他的言行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埋头写作，不求闻达，“不多取一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应当是他的遗言吧。

只要有具体的言行在，任何花言巧语都损害不了一个好人，黑白毕竟是混淆不了的。

五月二十四日

访问广岛（1）

这次访问日本，我实现了二十年的心愿：我到了广岛。

一九六一年樱花开放的时节我在镰仓和光旅馆里会见了年轻的小说家有吉佐和子女士，听她谈了一些广岛的故事，关于那个地方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从这一天起我就在想：要是我什么时候到广岛去看看那多好。六一年我没有能去，六二年我到东京出席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我以为这一次可以看到广岛了，可是出席大会的一部分人动身去广岛的时候，我要留在东京继续开会。杨朔同志是去了的，我多么羡慕他，我请他带一样纪念品给我，他带回来一扎明信片，我把它们当做珍品收藏着。六三年我又有访日的机会，我把广岛的明信片带在身边，我兴奋地想大概可以去广岛了，我和同行的人谈起，他们的反应并不强烈，主人也没有做这方面的安排，结果我白白做了一场梦。再过三年连那一扎明信片也给拿走了。在“牛棚”里，除了“改造”二字外什么也不敢想。日子久了，思想活动了些，在“干校”的不眠的寒夜里我回想起同日本朋友欢聚的日子，我仿佛又在东京秋田家同中岛健藏先生一起喝清酒，同木下顺二先生在箱根喝茅台，我感到了温暖和安慰，终于沉沉地睡去了。那个时候我正准备等到自己的改造有了成绩回到上海作家协会传达室当一个看门人，我以为今生今世不会再踏上日本的土地了。我也不敢再做广岛的梦，因为一提到广岛，我便想起杨朔同志的悲剧的死亡。

十七年似梦非梦地过去了，我早已从“牛”又变回到人，而且接受了访日的邀请。主人问起有什么要求，我提出了去广岛的愿望，我想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再过两年我连出门也会有困难，更说不上去远方。

我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在羽田机场辞别了东京的朋友走进机舱坐定以后，我频频地揩着眼睛：朋友们的眼泪引出了我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