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第1/4 页)

一付大的黑色眼镜等。而最无人道的作法，是在鞋子内满布图钉，让被解送的人有

一只脚不能落地，以免逃跑，只能装成跛子由特务挟持着上下火车。被解押的人穿

着这种有图钉的鞋子，有时不留心触了一下地，固定在硬纸板上的图钉便刺入脚掌，

下车后血流得满鞋都是，还不准喊痛，用这种办法只要一两个人解送便够了。

由于解送南京的人经常有，因此解送的办法也越来越多。解送的时间多是乘夜

特快车，在车快开时才进入卧车厢。这是因为曾发生过一次政治犯利用上厕所的机

会跳窗逃走。以后被解送的政治犯上车的当天，整天都不准饮水，上车后就是真要

解大小便也不准许，一直要硬忍到南京。这一夜时间的确是不易挨过。

在上海区工作的特务，当时也随时有被送到南京去坐牢的危险。有的因被认为

工作不力或不忠于军统，有的因生活腐化在外乱来，情节重的均派专人解送，情节

轻一点的就采用〃妙法〃。例如，明明是派甲去解送乙，却故意告诉乙暗中监视甲

到南京。到达南京时，结果是甲拿出介绍信把乙交给到车站去接的特务带走，弄得

乙莫名其妙。有时要送两个去，便分别叫甲乙同时持介绍信暗中监视对方到南京。

因为平日没有横的往来，彼此不认识，而自己犯了错误又不清楚，等到一到站，两

人同时均被带走，弄得一些特务对这个集团也是常常提心吊胆，不晓得哪天要去坐

牢。

我在上海的几年中，由我解送到南京去的政治犯前后有五六十人之多，解送的

特务也达二十余人。其中有些经过几次转移囚禁，一直关了十来年到抗战胜利才开

释，几乎都折磨得成了半死或残废。

监视工作

上海区几年间还有一个主要的任务，即监视上海的进步人士与反蒋分子，这几

乎是每个外勤特务都担任过的。可是每个被监视的对象究竟为什么要受监视，一般

的特务不一定清楚。有时当组长的也只简单的了解一些，而大部分是不让知道真实

内幕的，即令透露一点情况，也是欺骗或故意说成是汉奸或者笼统地指为〃反革命〃、

〃反动派〃。可是真正的汉奸却从来不敢去惹他们，甚至彼此勾搭起来。

约在一九三七年初，有人介绍一个姓郭的到侦察大队来当稽查员，大队长王兆

槐向戴笠请示，得到批准。之后，大家慢慢了解到，他是长期替日本领事馆做情报

工作的，但谁都不敢说替日本人工作叫汉奸，反而美其名曰〃日本通〃，他也引以

为荣。王兆槐还很高兴地能得到这样一个人，凡是与日本人交涉，总是派他去。而

那些常常被称为汉奸的，我以后才知道是些民主人士或反蒋分子。我在任法租界组

长期间，我那组所监视的人大都是社会上知名之士，对他们不好加上汉奸帽子，只

好称之为〃反革命〃。

几年间没有间断过监视的人，如宋庆龄先生，这是蒋介石亲自指示要经常监视

的。当时我们只知道来先生是反对蒋介石与同情共产党和其他民主进步团体的，要

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利用她的地位来与政府为难。因此宋先生成为反动派的眼

中钉，可是特务们又不便直接去对付她，所以采用长期监视的办法，主要是看哪些

人与她有往来，可以对付的便由特务们去对付一下，不能对付的便报告上去。

一九三三年夏天，特务们在上海暗杀杨杏佛先生，这一方面是威吓宋先生，另

一方面是对接近宋先生的进步人士的打击，企图阻止进步人士和宋先生往来。法租

界组还奉戴笠指示，一定要设法派人打入宋先生住所。我便派了一名女特务先去和

宋家那个女佣人往来。这个女特务化装成附近住所的女佣人去和她勾搭，可是很快

就被发觉。因这个女特务办事不牢靠，在向宋家女佣人打听有关宋的情况时，被她

察觉了，没有几天就不再理这个女特务了。不过还有一点机会可利用，就是这个女

特务与她往来时，得知她刚与一个流氓丈夫离了婚，我便另派一男特务去勾引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