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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今天先这样，等有空我再找你单独聊。”

我起身要走，教导员突然转过身问：“你姥姥是哪个地方的人？”

“蒙阴那里，就是沂蒙山，革命老区。”

教导员点了点头，摆了摆手让我走了。

打从第二天开始我就没有再看到过教导员，主任说教导员有事请了长假。过了几个月教导员依旧没有回来。那个季节，都忙着毕业，慢慢的我们都快忘了他。

记得有一天，宿舍的几个哥们和女同学们又去海吃海喝去了，说什么散伙席。我肚子不舒服没有去。夏天的雨说来就来，肆无忌惮的倾泻着，仿佛在诉说着什么天大的冤屈。我心想，幸亏没有去，看他们几个怎么回来。

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睡了起来，依稀中听到有人喊我，睁开朦胧的眼，发现教导员正站在我旁边。

我想喊，却不知怎么的竟然说不出话来。教导员看着我笑了起来，嘴里重复说着什么，可是我一点也听不清楚。

我用力搓了搓眼睛，视野清晰了，空荡荡的宿舍只有我一个人——原来是一场梦。

躺在床上再也睡不着，想起了教导员，不知道他走了这么长时间到底去干嘛了？他当年的女朋友究竟被何人所害？他为什么要从刑警队里辞职呢？又为何对姥姥的故事感兴趣？也许这将成为永久的谜了。

姥姥的故事有什么问题吗？不对，我开始从新思索姥姥的故事，慢慢的，冷汗从我脸上流了下来，故事有太多的不合理处。

姥姥的故事应该大部分来源于那个逃出来的男人口中，他为什么要告诉村里人他只赶夜路？挑灯笼的女子怎么会在院子里听到林子里有人走动的声响，出来找他？那个院子里只有女眷在那个年代怎么可能平安无事？男人在那么慌乱下逃跑怎么还不忘背着他那鼓鼓的包袱？他身上怎么会有黄土？

还有后来几个进过林子的年轻人，只有一个酒后说了经历，其他的怎么缄口不言？如果村子里少了谁，村民应该很快就知道了，但为何大家对那个“死了”的瘦小个子没有任何印象甚至怜悯？越想越觉得头有点涨。

也许这就是编纂的故事吧，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逻辑性合理性，要是用课堂上老师教给我们的破案思路只会钻进牛角尖里。

终于等到毕业了，或者说解放了。好哥们散了，女朋友也散了。

她的离开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当金钱出来说话的时候，所有真理都沉默了。

贾宝玉说过，女人是水做的。仔细一想还真他妈有道理，你想，那水有样子吗？虽然看起来晶莹剔透但却无形无状，你把它倒进什么容器里它就是什么摸样，由此可见环境很容易改变女人，女人天生就有善变的本性。

伴随着新一茬学弟学妹的报道，和听到就想吐的“栀子花开”，我们告别了大学时代。大学是青春的高氵朝，更是终结。

我紧紧攥着手里的三十二元钱看了看天空，天真的很蓝。三十二元是我所有大学书籍卖的钱。看看周围，许许多多的背影在远去，模糊，消失，我认识的不认识的。

现在想想大学留给我的除了每天早上的十公里早操就是睡觉了。

毕业后，我进了市公安局，成了一命实习刑警。

在刑警队里，除了队长我只和王哥关系比较好。王哥只大我几岁，我们共同话题多点。队长更像父亲，给了我很多父亲没有给过的关怀和温暖。

第三章老街怪尸

进了公安局我才明白，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像是个谎言，梦想是气泡，现实就是太阳。社会，真的很残酷，可能这才是真实。

市刑警队里没有那么多的案子等着我们去查，一般都是各个县区分管，只有一些要案我们才亲自出马，其他时间里，我们就是整理资料，案宗报告。

领导们就是开会吃饭和出去考察。偶尔有哭哭啼啼来喊冤的家属，领导们会正气凌然的许诺，门卫会恰当时机的“送走”上访者。当然，许诺大部分都随着杯中的茅台有多少消失多少。

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空虚无聊，重复枯燥，仅仅比大学多了一点，就是每月1500块的工资。

我们队长姓李是个四十多岁的老刑警，大家很少叫他李队，都叫他老李。听队里的师兄们说队长是破案的料不是当官的料，说白了就是不会来事，要不早就升了。

队长总是批评我们年轻人不懂得钻研和努力，不过他说的也不全对，至少来警队这几个月我还做了件有意义的事，就是考了个驾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