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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全部堆满钱，脚都插不进，只有封门，派民兵举刺刀看门。人们仍不肯散去，喊着要入会，把大叠的钱扔进来，民兵用刺刀让他们后退。”还有一点很有意思，被人视为财神的会主竟有八成以上是由像叶三凤这样的文化不高甚至是文盲的农村妇女担当的。

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效益比，自然逼使抬会以几何级数地发展新会员作为其支撑下去的唯一手段。当年，最疯狂的会员发展方式是所谓的“短会”：入会交1。2万元，第二个月就还给会员9000元，第三个月再还9000元，本息两清。会主虽然要亏损6000元，但可以此来引诱更多的人入会。为了获得政治上的庇护，还出现了“官会”，专为官员而设，入会不必交款，而是先领款，3个月后再少量返回。这种会分10万、5万、1万三种，视干部大小而定。主要是一个干部入会，可以带动无数的百姓来入会。

失去理智、极度病态的金钱游戏总有一天会断链崩盘。到1987年底，数以千计的抬会终于难以维系下去了，出现了抬会会主的潜逃事件。很快，恐慌如瘟疫般地在各个乡镇飞散开来。抬会体系顿时发生集体性的瞬间雪崩。成千上万的讨债者疯了似地冲向会主的家，一幕幕不堪目睹的人间悲剧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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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挡不住的商业旋风（8）

苍南几十个讨债的人拿着炸药包赶到一位会主家，逼迫他交出钱来，否则同归于尽；平阳两位会主被讨债者抓住，吊在柱子上，用竹签钉入会主手指，用铁钳焊烧胸肉，折磨三天三夜导致受刑人死亡；上百所小学被迫停课，原因是学生常常在路上被讨债的当做人质抓走；平阳县乡下数百名妇女步行数十里赶到县城游行，要求政府帮助讨回被骗去的钱。

在短短３个月里，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多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倾家荡产。

记录下这一段血腥而可怕的温州“抬会风暴”，其实是为中国民间金融史的演进留存一个令人心悸也令人警醒的片断。

既不看伟人讲了没有，也不看别人做过没有

在温州，经济体制改革的破禁更富传奇色彩。1987年，为了使民间资本冲破禁区，温州苍南县委办调研室副主任黄正瑞研究出了被称为“温州知识分子改革开放以来最重大的理论创新”——股份合作制。

那是一个充满“姓社姓资”争论的年代。当时温州的经济格局正悄悄发生变化，从简单的家庭企业到挂户经营（即挂着集体招牌的私营企业）之后，农民联户、合股等形式的企业悄然兴起，占到温州工业总产值的27。8％。温州人很敏感，如果这类企业算姓私，“资产阶级”主力军就超过温州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那么温州经济问题大了。黄正瑞的笔下诞生了“骡子理论”，将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两种色彩糅在了股份合作制一张画纸上，使千家万户的小企业能把生产的规模几十倍地扩大起来。当年11月，温州市政府颁发了全国第一个关于股份合作制的地方法规——《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其后，温州经济增长速度之快令人称奇。到1990年，股份合作制企业产值已经占到温州农村工业总产值的2/3，由此引发了1991年初充满政治色彩的温州风波，并惊动了中央领导。

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在其所著的《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中写道：5月，李瑞环视察温州，说了一些在温州人看来非常痛快的话。“温州这件事究竟怎么看，将来怎么样，都还要以后再研究，不要急急忙忙下结论。我看你怕人家给你戴白帽子，你给自己急着戴红帽子。我说你们先不戴帽子，脱个光头不是更凉快吗？”

今天的黄正瑞这样评价自己当年的创举：股份合作企业在当时温州已经存在，创造这个理论只是为当时温州的发展作掩护，这种创造就如同一个筐，把适合温州发展的要素都往里装。而回顾这段略微泛黄的历史片段，即使在对民营企业充满良性政治氛围的今天，仍然有着借鉴意义。

“农民手里有钱却没有城镇户口，进不了城，他们就集资建一个农民城；城里的国营商场不卖温州产品，他们就把国有商场的柜台租下来自己卖，在全国一下子就租了5万个；国家银行不给贷款，他们就创办信用社、基金会，发展民间金融、实行浮动利率，自己给自己找资金；分散的家庭经济规模，被斥之为私有制的样板，他们就创造了股份合作制，既解决规模小的问题，又戴上了公有制的帽子。”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就此感叹，“温州人是否干某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