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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如果不是战争，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就像你和我一样。就像普通人一样，他们有家人、父亲、母亲、妻子和孩子，还有他们的工作。是战争使他们变得如此残暴、毫无人性，因此我说我原谅他们。”

在进行调查、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经常让人感到迷失了方向。起初，我觉得我知道什么是正义，但在我听了日本人以及美国人所讲述的故事后，我竟变得很茫然。

我认识当时的一些飞行员，就是他们扔的炸弹促成了这场可怕的战争的结束。我在东京和已经81岁高龄的桥本良子一起度过了一天，她曾经跳入冰冷的河水中救她的孩子。在整个采访过程我们将一盒纸巾来回的推来推去，讲完后，我问她感觉美国人怎么样。

桥本良子说道：“一名军队教官告诉我，如果你只杀了一个人，那就是谋杀；可如果你杀了很多人，你就是英雄。我想那些在东京杀了很多日本人的美国人在美国应被奉为英雄吧。但同时我们日本人也在中国杀人，那时日本把杀戮当作是一种巨大的成就来表扬。我们都做了坏事，战争就是这样。”

在2001年夏天去日本的一趟旅行过程中，我在横滨和76岁的玉村文夫度过了一天。他是旧金山日本移民的后裔，就是他曾伴随着吉米·戴伊走向了死亡。一枚标有“扶轮国际”的饰针在他的大衣领口闪烁，“你知道，日本是二号扶轮社国家，”玉村自豪地说。

我们从上午一直谈到了下午，直到下午三点钟才结束。长途的飞行使我感到非常的疲惫，四点钟我挂起了房间里的窗帘以遮挡阳光，躺下来睡了一会儿。

一阵电话铃声吵醒了我，时钟显示我只睡了40分钟。是玉村，他问我是否愿意和一位前日本帝国海军上士聊一聊。内田有纪曾在巢鸭战俘监狱服过七年刑，因为他当初按吉井大尉的命令处死了吉米·戴伊。

“我回家后，刚才和内田有纪通了电话，”玉村君说。“我叫他和你谈一谈，他有些犹豫。内田有纪说：‘不，我不想同任何人谈关于那个时代的事，即使同我的孩子都没谈过。'”

玉村继续说：“但我告诉他无论如何都要和你谈一谈。”

在我黑暗的旅馆房间里，我问玉村君：“内田有纪应当有将近80岁了，因此他的孩子们都在四五十岁左右，是吧？你为什么认为他一定会同我谈呢？你知道，他甚至同他的孩子们都没谈过这事。”

玉村君说道：“我告诉他你的父亲曾在硫黄岛服过役，你为人是很公正的。刚才我对他讲：‘不管有没有你的参与，布拉德利都会写这段故事的。内田有纪，现在正是你谈自己看法的时候。'”

第二天一早，我搭上了一辆火车。盯着窗外急速逝去的乡村风景，我在想：同一个56年前残忍地砍掉了吉米·戴伊的头颅的人碰面会是什么样子呢？

内田有纪君为人态度温和，略显保守地穿着蓝色的西装、白色的衬衫，打着红色的领带。他向我提起了我的父亲，以期使我认识到，那些并非出于自愿而杀人的人内心非常痛苦。我不停地对他说：“你必须服从吉井的命令你不觉得被判入狱七年太多了吗？”不，他回答道，他认为对他的判决是公正的。日本战败了，他本以为会死掉。“美国人对我很好，”他明确地告诉我。

谈话的最后我说道：“内田有纪君，当然，我想你肯定已经意识到我将会写一些连你的孩子们还不知道的事实。”

“我打算在我死前告诉他们，”内田有纪说道，他的眼睛有些湿润。“或许他们会从你那里找到答案，请写一本好书。”

从日本回来后，我给吉米当年的飞行员战友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有关吉米遭遇的更多的事。乔·博恩曾看到吉米在父岛跳伞逃生，他是个心直口快、坦率认真的人。一天当我正在同他谈话的时候，他给我讲述了太平洋两岸的相互仇恨以及他是如何的轰炸那些无助的日本士兵以及平民。“事情就是这样，”他给我解释道。我在想，如果我告诉他我曾遇到了一个曾向他的朋友举起屠刀的日本人，那他会做何反应。

我向他解释内田有纪是如何在上级严格命令的胁迫下出于无奈执行了命令。内田是一个顺从的雷达技术员，当那个醉酒的上司强迫他举起他那从未使用过的军刀时，他内心里对美国人根本就没有一丝仇恨。很多的日本少年都受到了这种“伪武士道”狂热精神的残害，内田有纪也是其中之一。那些酗酒吃人的军官们胡乱调遣他们军队的行为并不是日本武士道传统的一部分。

在我向博恩讲述了有关吉米在弥留之际的遭遇后，电话的那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