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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为了发泄心头的怒火，开始在华东地区喷洒霍乱、伤寒和鼠疫病毒，这使日本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惟一使用生物武器的国家。受害者的总数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人们可以从一幕惊人的场景中得到一个总体概念。“据报道，在一次生物武器袭击中的最后关头，由于风向的改变，导致1700名日本士兵丧生，10万多人受伤。”

受害者并不仅是中国人。杜立特尔手下也有八名飞行员在中国境内被日本军队抓获了。他们分别是迪安·霍尔马克、比尔·法罗、哈罗德·斯帕茨、蔡斯·尼尔逊、乔治·巴尔、鲍勃·海特、雅各布·德沙泽尔以及鲍勃·米德尔。他们也许是最先知道敌人是怎么看待这些美国飞行员的人。

“根据《日内瓦公约》，我只能告诉你我的名字、军衔和编号，”蔡斯·尼尔逊对审问他的日本军官说道。审讯员的答复是：“《日内瓦公约》是什么？我们是在打仗，你不知道么？我们的规矩都是自己定的。”紧接着，审讯员用手指戳着蔡斯的鼻子说道：“我再告诉你点儿别的吧，我今天下午就可以把你杀了，而别人永远都不会知道这是谁干的。”

作为47个签字国之一，日本于1929年7月27日在日内瓦签署了《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但由于国内的强烈反对，日本从未正式认可这项公约。公约要求无生存希望的士兵释放投降者。要记下投降者的姓名，并通知其家人他们依然活着且活得很好。然而，这样的规定无疑与残暴的日本军人的所作所为恰好相反。投降者们并不理解日本的大和民族精神：一名年轻的日本士兵必须战斗到死。“如果他受了伤不能动或是失去知觉被抓成为战俘，回到日本后他将永远也抬不起头来。他和他的家人将为此蒙羞一辈子。”历史学家火田几彦总结出了日本士兵的看法：“他们认为一旦自己的军队被俘虏，他们就会失去所有人权。而且他们也以同样的态度理解抓获的战俘。”

裕仁天皇明确表态：日本不会遵守国际协定。这与过去的战争宣言是相悖的。1894年第一次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明治天皇曾经宣布：“我们命令士兵竭尽一切所能，保证不违反国际法。”后来在对俄宣战时，明治天皇依旧强调了这一点。那时候，被俘军官们受到了很好的对待。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战争中，79367名俄国士兵被俘虏。他们被关押在日本境内的29个战俘营中，并得到了很好的对待。金泽战俘营中的俄国军官甚至还被带到小酒馆里去看娱乐表演。后来颁布的《海牙公约》规定，战俘应该得到和那些正在所在国军中服役的同等军衔的士兵同样的薪水。日俄战争中，俄国战俘的薪水是日本士兵的两倍。战争结束后，所有的战俘都被送回了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在对德国的宣战书中宣称：“我们仍旧要求我们的军官和士兵各自竭尽一切所能，在国际法的框架内实现本国作战目标。”

然而，明治天皇退位后，皇军就不再理睬那些国际公约了。裕仁天皇在对美宣战书中声明：“全国人民有着共同的愿望，为了使日本在实现战争目标的过程中免遭损失，我们将动员一切力量。”人们故意忽略了遵守国际法的宗旨。日本战俘新闻局的第一任主管说：“在对俄战争中我们对俄国战俘给予优待，那是为了让世人承认日本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但我们现在不再采取这种做法了。”

日本士兵认为被俘后应该自杀而不应投降，当了战俘就意味着失去尊严。毕竟，投降之后虽然保全了性命，但做人的尊严便不复存在了。被俘虏的美国兵们要求通过国际红十字会通知他们的家人，而日本士兵对此非常诧异。他们纳闷，这些卑劣的美国人怎么会厚着脸皮举起双手投降，并且投降了要让他们的父母也为他们感到羞愧。

来自俄克拉何马州德林克曼的格伦·贝里26岁那一年经历了极端残忍的巴丹死亡之旅。许多年后，贝里对我说：“日本兵告诉我们，他们宁愿自杀也不会投降。所以他们觉得我们就是一帮废物。”

另一个巴丹幸存者莱斯特·坦尼给我讲述了一个“废物”的故事：

我们行进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押队日军命令我们要将速度加快一倍或跑步行进，以追上前面的战俘队伍。当我们经过一队日本士兵时，押队的士兵命令我们停下。就在我们察看那队士兵在哪里时，看到了一个美国士兵正跪在一名日本军官面前。那个军官从鞘中拔出一把武士刀刀刃向上，他挥着刀在空中划了一道长长的弧线，嘴里大喊一声“万岁”，便砍了下去。只听见一声闷响，那个美国兵的头被砍了下来。然后，那名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