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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恶的是，他们竟被日军吃掉了！”有证据表明这些飞行员曾被暴打、被刀刺伤，然后被砍头，他们的尸体遭到肢解，他们的肝脏被用来做日式火锅料理“寿司烧”，肉被切成一条一条的用来调汤。

“我的母亲看了《生活》杂志上的那篇文章后变得歇斯底里，”龙尼·戴伊说道。“她整年地哭，从未从这件事的阴影中摆脱，从未恢复到以前那样，她的一生不得不在医生的护理下度过。”因为文章并未提及任何美国人的名字，只是粗线条的对传闻的细节进行了描述，因此使得亲人们的心理始终处于一种极度痛苦的不确定状态。戴伊先生后来写信给海军方面请他们不要再向他家寄信了，因为他妻子已经为此精神失常。后来，吉米所在的海军部队记录处说，“以后信的地址应寄给‘地方退伍军人服务办公室’，由他们和戴伊先生亲自联系，这样母亲就不会再像过去那样遭受失去儿子的痛苦了”。

最后，在飞行员牺牲一年半以后，他们的家人在1946年秋收到了海军方面寄来的有关他们死亡的信件，当然信中的内容是经过严格审查的。信中描述了孩子们被击落的过程，但很少有细节描述。例如说吉米·戴伊被派遣到夜明山无线电台帮助破解信息；迪克·沃尔霍夫在父岛存活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马弗·梅尔尚被火化并被安葬在大村公墓，1946年1月20日被挖出来运到父岛后同年11月14日被再次安葬。而关于他们被砍头以及尸体遭到的凌辱则只字不提。

许多年以后，我得到了有关在父岛牺牲的飞行员们的军队服役记录。这些记录至今仍禁止向其家人们透露。至于我得到消息的来源，我已经答应不公开了。他们的服役档案清楚地表明谁曾遭到刺刀刺，谁被砍头甚至被日军吃掉。尽管母亲们不顾一切地恳求，以期知晓他们的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有关细节从未向其家人们公开。

一些家庭将痛苦藏在心底，那种巨大的痛苦是无法言表的。“对弗洛伊德的回忆就是沉默，”他的弟弟詹姆斯后来告诉我。“那时没有心理咨询，我们都把它埋在心底。1955年，我的父母去看了他的坟墓，关于这他们没说太多。”

其他的家庭则选择宣泄内心痛苦的方式。马弗的死使得他的家庭走向分裂。没有尸首，几乎没有消息也没有任何专家咨询，使得他们没有发泄的途径。马弗的父母老霍伊特、克拉赖娜以及他的哥哥小霍伊特本来就酗酒，现在更是整日借酒消愁。作为幸存者，小霍伊特总是有一种特别的内疚感，当初就是他说服弟弟参军的。一天晚上在喝过几杯酒后，克拉赖娜的话使得小霍伊特感到更加痛苦，“我真希望当初是你死了。”

老霍伊特和克拉赖娜放弃了都市生活，他们搬到了加利福尼亚的教堂峡谷；住在沙漠边上的一个车库里。他们在电炉上做饭，睡简易床，借酒消愁。一位亲戚告诉我，“克拉赖娜有一次曾在沙漠里游荡了几周，没有人知道她在哪儿。”

像许多父亲一样，老霍伊特把苦痛藏在了内心深处，从不外露。1951年他死于心脏病，享年59岁。克拉赖娜于1955年去世，也是59岁。在她的死亡证明上，死因一栏为“肝硬化”。在病情时间状况一栏只有一个词：“好多年。”

小霍伊特后悔劝说弟弟参加海军，他从未从这种内疚中摆脱出来。1958年他去世了，年仅38岁。他的死亡证明上写着他已患肝硬化三年多了，并且还有十年多的酒精中毒史。

小霍伊特将他的父母葬在了马弗墓附近的圣菲国家公墓。为了表示他的内疚，他没把自己和家人们葬在一起，而是选择了加利福尼亚洲的英格尔伍德纪念公园。

许多年以后，我和小霍伊特的三个女儿进行了一番交谈。现在她们都已经50多岁了，尽管她们对父亲对叔叔的遭遇的感受有些模糊的认识，但关于马弗是怎么死的，她们什么都不知道。她们一直以为叔叔是死于飞机坠毁。

我告诉苏珊·梅尔尚，她们的父亲知道叔叔并非死于飞机坠毁，叔叔在落到父岛列岛的时候还活着，然后她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苏珊说：“这就是为什么小时候，总是看到父亲一个人晚上坐在房间里，在黑暗中吸烟、喝酒、抹眼泪。”

和其他许多失去亲人的家庭不一样，约克一家并未保持沉默，而是常常议论起格雷迪。“母亲总是哭，并且常常讲他是一个多么好的孩子，”格雷迪的妹妹珀尔·迪芬德弗告诉我。“我记得她说了好多次格雷迪是如何的与众不同。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从不出去喝酒，相信上帝而且为国家作了贡献。”

格雷迪的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