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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直就是人们常说的地狱！

过了些时候，几个男人威胁着我，把我挟持上三楼一间有更多男人的房间里。在那里，两个男人在几十个男人的起哄下，又分别强奸了我，直到我昏死过去。

究竟有多少男人强奸了我？我也说不清。当时他们强奸完我后，可能是看到我已经昏死过去，就把我推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半梦半醒中，我已经没有任何知觉了，只是觉得又饿又累，同时还不断有人在我身上蹭来蹭去，我不知道那时是不是也在被人强奸。

第二天，来了一个说是医生的人，问我一些问题。我就把随身装在口袋里的电话号码本给了那位医生，请他给我丈夫家里打电话。次日凌晨，我丈夫找到了我。就在我丈夫到来的几个小时前，一个男人又再次在众目睽睽之下对我进行了强奸。有个人还抓了一把药丸硬塞到我的嘴里＇见《中国青年报》文章“谁制造了惨绝人寰的轮奸案”，2000年7月26日星期三，本报记者林炜，《法制日报》游春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黄少焕。＇

这件事情被正直而敬业的记者们报道出来之后，在社会上好象没有激起任何涟漪，至多作为茶余饭后的一则笑谈，很快就过去了，只是天则经济研究所当时办的“中国评论网”上发出了几篇有深度和力度的评论。社会堕落到这个程度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这不能说不是中国的悲剧。

从这件轮奸案中，人们可以看出中国流动民工的悲惨待遇。说抓就是抓，说关就关，没有任何人身保护。广州火车站广场上的那两名巡警对于那位妇女的证件连看都不看一眼就给扔掉了。这种做法已经成了中国许多城市值勤人员的普遍做法。我第一次听说这种事情是2000年装修房子的时候，安徽的一位进京农民向我讲述过他遇到的这种事情，巡查人员当着他的面将他的证件撕掉，然后再问他：你还有证件吗？没证件了就要被抓到昌平筛沙子干活，挣够路费后打发人回家。

国家计委宏观研究院的一位农村出身的博士面对此现象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假如我不考上大学，假如我仍然是一个农民，我可能来北京打工，然后被抓去筛沙子。这就是我们中国农民的国民待遇。自从1958年户口登记制度出台以后，盲流收容所和遣返站一类的机构便成了中国的特色。1967年“五一”节我从济南来北京玩，回去时没买火车票，便在天津的遣返站与小偷和老右派一起被关了两天，直到身份查请后才得以回家。

看看广州增城这家盲流收容中心的条件，“不过是一个大房间，里面分成几间小房，其中有一间是女“盲流”住的。但所谓的几小间其实形同虚设，各小间房门没有上锁，更没有专人看管，所有的伤残和精神病“盲流”，不分男女，都可以在一大间内随便走动，共用一个卫生间”　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导致被收容人员产生自虐心理。当一个人不能被当人对待时，他对别人也不会正常对待。收容所发生的轮奸案就是典型的这种心理发作。在这种空间里，人身上所有恶劣的品行都容易被诱发出来。

轮奸还是轻的。当社会低层人被压抑得过头之后，就出现了石家庄靳如超制造的惊天爆破大案，江西省芳林小学的爆炸事件，就出现了杀人、抢劫、放火、投毒、爆破等种种疯狂的报复。制造贫困、愚昧和残暴者，必然遭到愚昧和残暴的报复。

1999年，中国南部海洋上发生的一宗特大劫船杀人案，船上23名船员被13名歹徒残忍地杀害。作案者竟然是一伙20岁到25岁的农村青年。为首的一名主犯叫贾红伟，25岁，家住河南省南阳农村，高中文化，另一名23岁的男青年来自陕西户县农村。当劫船案发生时，公安破案人员一开始还以为这是一起职业犯罪，是富有经验的国际海盗做的案。当案件被侦破后，公安人员简直难以相信：残酷杀人的竟是几个刚刚出道的从来没有杀过人的毛头小伙子，并且一出手就这样凶狠。由于没有杀人经验，他们用了12个小时的时间才把23人活活打死。

＇5＇，心理影响。

当一个社会流行着身份歧视，存在着身份、地位以及人格的不平等，抵抗和报复便会油然而生。最近有专家统计，中国黑社会的人数已达到上百万人。我听到这一数字时首先的反映就是：其中农民的比例占多少？对此我连续追踪阅读了《深圳风采》杂志上一篇记叙湖南常德“9。1”银行抢劫杀人案的连载文章。直到差不多最后的一节，文章才提到张君团伙的家庭情况。2000年9月1日发生在湖南省常德市的抢劫银行大案，其4名罪犯都来自农村。为首的团伙头目张君，3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