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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爸爸打过我。”他眨眨眼，很认真地辩白，声音不觉响了一点，冷木防坐在驾驶楼上的常文树扭过头来喝斥道：“你们嚼咕什么？老实呆着行不行！”

卞平甲背对着驾驶楼，冲他挤了下眼，两个人不作声了。

小时候，父亲是打过他的，因为只打过这一次，所以印象特别深，那次他在邻居家玩儿，亲眼看见那家的保姆失手打碎了一件青花古瓷瓶，那保姆怕了，一口咬定是他打的。主人心疼不已，父亲只好当众揍了他一顿屁股，又在家里关了一个星期天不让出门。此时想起这件尿布时代的倒霉事，周志明心里倒油然生出一种非常温暖的感情。

雨停了，拖拉机离开大道，拐了两个弯，在一块不大的空地上停下来。这是个破损的篮球场，场地已经被横七竖八的车撤和凌乱的脚印弄得烂糟糟的，一个自制的篮球架歪歪吊吊地废置在一边。不远，有一排低陋的平房，污浊的红砖墙显然经历了年深日久的风剥雨泡，留下坑坑点点的残蚀痕迹，不堪入目，门窗也是七拼八凑，破破烂烂，周志明没猜错，这该是砖厂的厂部了。

常文树打开他的手铐，指挥他和卞乎甲把领回来的几大捆铁锹从车上御下来，放在平房的房檐下，然后领他们走进了一间不大的屋子，指指一个满是尘土的条凳，说了一句：“在这儿等着。”便又出去了。

他看了看抱在怀里的被袱卷，还好，湿的不大。脚上沉甸甸的，他正想搓着两脚把鞋上的厚泥板搓下来，被卞平甲拉住了。

“别，你把泥巴弄队长屋里，不是找不自在吗。”他笑笑又说：“这儿有句顺口溜，‘自新河，三件宝，苍蝇、蚊子、泥粘脚。’再没有哪儿比这儿的土更粘了，一下雨，门都出不去。”

正说着，屋子背后不远的地方，摔然几声哨鸣，接着便听到一个人在高腔大嗓地讲话。

卞平甲说：“今天下雨不出工，晚点名就提前了。”不一会儿，一阵乱哄哄的歌声传过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说是唱歌，不过是一种失谐的嘶叫，周志明的心尖直抖，不住地想：“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哪？·”

门开了，一个四十多岁的胖胖的干部跟着常文树进了屋。那人看了一眼周志明，用细绵绵的声音问常文树：“就是他呀？”

“就是他。准备分到六班去。”

“嗅，”那人指指卞平甲，“你先把他带回去吧。”

常文树领着卞平甲走了，屋里只留下周志明和那胖子。从刚才他和常文树说话的口气上，周志明已经听出他显然是一位负责干部，便不由抬起眼打量了一下。

这个人矮矮的个头，相貌不老，肚子却已显眼地腆了出来，后颈上肥嘟嘟叠起的肉格，使他在转动脑袋时十分不灵便。他泰然在屋里唯一的那把靠背椅上坐下，眼皮懒懒地抬起来，问道：“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砖厂。”

“还是什么？”

“这儿仅仅是个砖厂吗？”

“是监狱。”

“晤，知道就好。你的罪行是严重的，性质是恶劣的，你也当过公安干部，我想你应该明白你的改造任务比别人更艰巨，唆！”

周志明没有同他争辩，争辩只能给自己带来麻烦，他不答话，却把眼睛垂了下去。

“你还很年轻嘛，在这里只要服从政府管教，认真改过自新，在自新河里把丑恶的思想、丑恶的灵魂洗洗干净，是可以争取减刑的嘛，唆！”

又说了几句简单的、威德并重的训导，这位胖胖的领导便叫来一个人领他去监区。监区就在厂部的背后，隔着一条斜坡路，用白围墙围起的一个长方形大院。院里东西相对长长的两排监舍，朝南一面，在黑色院门的两侧，是几间队长办公室和值班室；朝北一面，是伙房，房顶上铁锈斑驳的烟筒里正喷吐着浑浊的灰烟。

进院门的时候，周志明并没有发现荷枪而立的岗哨，只有一个精精神神的老头子从门边亭子般的小房里探出头来，同领他的那个干部点头打了个招呼，便放他们进去了。

那干部拉开西边的一个监房的门，让志明进去，跟着冲里面喊了一声：“田保善，给你们六班加个人，你给他安排一下铺位。”说完，门一关，走了。

他拎着行李卷，呆呆地站在屋门跟前的空地上，首先感到的是～股热烘烘的酸臭气味，因为光线很暗，他不得不用力睁大眼睛来打量这个今后长久的生存空间。

这是个二十多米的房间，沿着南北两面墙，用砖头搭起了两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