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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正版化”，中国的教育机构就更不可能依靠财政拨款实现软件“正版化”了。人们对微软此次迫降行动的不满呼声四处蔓延。 微软反盗版的急切行为让我们看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各种媒体纷纷触及到微软的不妥当做法，微软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进而使微软包括操作系统Windows及Office在市场终端的销售双翼皆受挫。 促进利益共同体合作成功的理念 无论微软打击盗版的行为是否妥当，在经过多年进入中国的体验后，微软中国还是试图在政府采购中分得一杯羹，为此也显示出与政府的利益合作的决心；而这都是为了促进终端产品销售的业绩。透过“国际微软在中国”的历任总裁的各种努力和他们最终在中国社会公众的形象，在我们对“利益共同体”的研究开始时，希望能了解到“利益共同体”的形成条件和各利益成员的立足点，我们得出这样两个结论： ■ 利益越相近，合作就越可能成功。 ■ 每个企业，在相同的环境下对待利益伙伴的方式越接近其他喜欢被对待的方式，利益共同体的实现可能就越大。 我们认为，利益共同体将会为企业的管理、生产和市场战略以及整体业务带来新的机遇。企业不但有可能通过利益共同体得到所需要的利益关系，同时还会高兴地看到自身所占据的市场层面在扩大，可以和利益伙伴一同获得成功。简单地说，就是将蛋糕做得比原来更大，同时帮助利益伙伴和自身获得一份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很大的份额。 政府支持：政府也有它的所需 对于中国先锋企业来说，受到国家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保障，以及赢得社会推崇和认可的企业形象被视为非常重要的成长路径。我们从宝钢集团联合各上海钢铁公司成为钢铁联合企业的过程中看到，由于获得国家和上海政府的不懈支持，并与政府共同建设，宝钢迈向了世界级钢铁联合企业。在我们的研究成果里，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这样的政府支持得到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认为政府与企业产生共同利益，说明政府也有对企业的依赖和需求。 上海宝钢集团的联合重组，历经五年磨合，三次握手，促成联合各方作出市场化的选择。宝钢与上钢（即上海冶金控股公司）、梅钢同为钢铁企业，又同处上海地区，无论产品的互补、物流的便捷还是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三家都应该尽早成为一家。毕竟，做大做强以抗击国际市场的风浪，是中国企业必然的选择。 宝钢的难题 1993年和1995年，中央和上海曾经两次启动宝钢与上钢的联合，一次是国务院正式批准，一次甚至已向外界公开宣布，然而，都因种种体制和观念上的障碍而一再搁浅。宝钢是上世纪70年代末新建的中央企业，技术设备先进，基础实力雄厚，光一个三期工程就自筹资金500多亿元。按照这样的发展势头和后劲，宝钢自成体系、自成规模只是个时间问题。 而当时宝钢也有一个集团化的规划，但都是一些跨省市的兼并控股甚至投资建厂。这将导致资金分散，产品又无内在联系，这样的集团规划实施起来，对于集团终究未能形成整体效益。至于家门口的上钢，因为是上海地方企业，体制障目，视而不见；即使有政府的启动，实施工作令宝钢担心是否会遭遇到预想不到的挑战和陷阱。宝钢预想到与各钢厂联合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稳固支持，集团化的规划并不可行。 政府的需求 上钢虽是上世纪50年代的老企业，但却是国内品种最齐全、自我配套能力最强的钢铁基地，最多时，可以生产国内钢材70％的品种；其主体企业上钢一、三、五厂也都是国家的重点骨干企业，为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建设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对于上钢的发展，许多老钢铁有着很深的情结，哪怕是勒紧裤带也要搞技术改造，把上钢撑下去。如果和中央企业联合，从此上海没有“自己”的钢铁工业，这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的事实。 就上海市政府看来，上钢的实际情况是，由于资金、技术和管理上的种种原因，上钢的许多技改项目要么是产品没有竞争力陷入困境，要么是资金缺口太大而中途夭折。到1998年末，上钢所属十家企业主业全面亏损，最高的亏损额达亿元3。时至1998年，上钢扭亏脱困的压力进一步加剧，而宝钢面对全球化的竞争，加速资本扩张的要求也空前迫切。 与政府利益共享，责任共担 在中国，国有资产由国有资产代表即国务院管理，国务院不同意，是无法进行产权变动的。因此，国家和上海两级“出资人”对上海地区钢铁工业资产作出战略重组的果断决策，即上海市政府将上钢和梅山钢铁公司的国有资产全数无偿划拨中央，由国务院委托宝钢集团经营，成立上海宝钢集团公司。 “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