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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升级，就可以发现一条重要的线索。

在公司的政治献金开始涌入之前，华盛顿是一个相当破落的地方——正如约翰·肯尼迪所言，华盛顿是“一座兼有南方效率和北方魅力的城市”。即便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作为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官方代表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市区的大部分地段仍然相当破败。如果某位说客要留下来吃午餐，我就把他带到宾夕法尼亚大街对面蟑螂肆意横行的三明治店去，那样，饭后我就永远都不会再见到那位说客了。但是当我在20世纪90年代重返华盛顿的时候，这个城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明治店早已不见踪影，大街上遍布着耀眼的豪华旅馆、高档餐厅以及时尚酒吧。从乔治城一直到国会山，到处是光鲜夺目的建筑：由玻璃、铬和抛光木料建造的各具特色的写字楼群；设施完善的公寓，其门卫清楚地知道每一家住户的姓名和需求；有着大理石门廊、厚地毯、轻音乐和花岗岩前台的旅店；使用亚麻餐巾纸、皮面装订菜单和沉甸甸银器的餐厅，它们提供75美元的牛排和400美元的法国大瓶装美酒。位于国会山底层的查理帕尔默牛排店凭借其存有上万瓶佳酿的酒窖闻名遐迩。紧邻乔治酒店的Bistro　Bis餐厅为客人提供裹着薄薄一层面包屑的松脆油炸鸡腿和吉普赛风味牛杂。位于第19街的Palm餐厅推出了更为昂贵的餐饮，那些精心设计的美食甚至可以让最疲惫不堪的公务员胃口大开。

献金流所到之处，一切都贵了起来——不仅包括酒店和餐馆里的账单，还包括华盛顿的律师、说客和专业公关人员的报酬，以及华盛顿房地产的价格，甚至周边城镇房地产的价格也随之高涨起来。2005年，华盛顿有7个县进入人口调查局选出的美国人均收入最高的20个县。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给予候选人选举办公室的政治献金也有了大幅增加。随着政治献金的增加，每位候选人对于可能有多少钱流向竞争对手都十分敏感——除非这位候选人的竞选款项庞大得足以吓退其他竞争者。这样一来，曾经热衷于所在州或区的“多元”利益集团的参议员和代表们——特别是那些加入了全国联合会的人——日益把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募集更多的竞选资金。而最大的竞选资金来源就是各家公司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公司高管，以及“锁定”了来自公司高管和商业联合会的政治献金的公司说客。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被淹没的民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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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政治领域的公司政治献金的激增始于罗纳德·里根的当选，之后一直延续到乔治·布什当政时期。有些人认为，这是由于当时大公司与共和党达成了一笔交易，根据这种假定，大公司为共和党人提供足够的资金，以保证共和党人保持永久性的多数席位，作为回报，共和党推行坚决的重商政策。布什执政期间臭名昭著的“K街计划”就是一笔典型的交易，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以及其他共和党领袖向公司和贸易团体施压，要求它们只雇用大老党（美国共和党的别称）的说客。

然而这种解释太过简单了。它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公司政治说客的人数在全世界范围呈增加态势，也无法解释这样一个重要事实：流向美国政界的日益增加的资金大体上两党兼顾。*党人在1994年丧失了对国会的控制权时，已经开始依赖于来自公司的政治献金了。*党代表托尼·科埃略叫嚣道：“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企业都不得不和我们打交道，因为我们是多数党。”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会竞选委员会的领袖，他开始勒索美国的公司。科埃略极力寻求获得与共和党所拥有的数额大体相当的政治献金，并最终达到了目的。美国无党派组织政治回应中心的数据显示，1990年，卡车运输业把151万美元政治献金划分为大致相等的两份，分别捐予*党和共和党。这种均衡状态一直持续到共和党人在1994年重新执政才有所变化，并在2006年*党获胜之后重新恢复。（根据一家追踪政治捐赠的组织——政治献金线的数据，政治行动委员会在2007年第一季度把献金的给了*党人。）当然，科埃略所设想的公司对于**会的依赖，也使*党依赖于公司的施舍，这一点在1994年他们败北之前的几个月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党人投票反对比尔·克林顿的医疗保险计划，因为他们的赞助公司反对这样做。

尽管克林顿政府——我很荣幸曾任职于其中——出台了医疗保险计划，但它仍不失为美国历史上最重商的政府。在克林顿上任后的前两年，*党人控制了国会两院，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他们